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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和政策,这就是理论;因此,干部学习也要按照这个意见来重新安排。
乔木同志看到这封信,也表示了意见。他说:这封信不够的地方有两点。一点,不能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的政策都说成是理论,应该有所区分。基本的方针、政策,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提高为理论形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另外一点,不同意说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他就不要学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乔木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我、朱厚泽、王惠德和理论局的一些人都参加了,讨论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重点先解决在职干部的学习。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本来早就有布置,当时估计还要一、两年才能完成。王惠德这些人提出:学理论就是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原来的计划是否就算了,尽管还没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现在来重新布置。经过讨论,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确定原来的计划不要停止,学完为止;新的计划还要再研究和商量。
乔木在会上讲了一篇话,中心意思是:学习理论很重要,学习理论不要简单化。他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都是理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包括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一些很重要的话,应该算做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该当做理论来学;但有些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不能都当做理论来学,应该加以分析。
(2)胡乔木认为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视学习理论,尽管过去在延安规定过“干部必读”,要求读多少本书,但后来忙于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后,又重新出“干部必读地;以后又指定学习30本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地读。
乔木的意思是说:相比之下,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附带讲到了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大意是说毛主席对“实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赋予了深刻的新涵义。“实事求是”本来是汉朝人的用语,其原意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乔木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从实际出发,本身是不重视理论的,就是从实际本身找些道理出来,如此而已。
乔木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贬低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个认识,与毛主席的解释距离比较大。会上就决定在成都召开一个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座谈会,定了两条方针:原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不动,将其学完;学完了以后,究竟怎么学、学什么,广泛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这个座谈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这些人的活动,就冒出了不少对乔木、对中宣部的意见,其中突出的一句话,是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3)邓小平问我胡乔木是否反对〃实事求是〃
这个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有一次问我:乔木是反对“实事求是”吗?我就把乔木的原意和讲话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我说:乔木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引申,乔木还是肯定的;乔木只是讲汉朝人最早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与毛主席后来的引申并不那么一致;乔木对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意义估计得不够高,甚至于有所非议,我认为这不能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4)我组织编了四本书
在这期间,我和乔木考虑,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学习理论,即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著作呢?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根据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编几本马列著作选读。这个原则定了以后,我组织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编译局和有关单位,分头负责。大体是1985年8月后,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原来计划要编三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想到有必要编一本书,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样就成了四本书。
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学习用的马、恩、列、斯选集都是苏联版的,这次我们编的四本书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恩、列、斯对我们特别适用的一些著作选辑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就把《资本论》三卷中的精华部分都编进去了,马、恩等论科学技术的内容也编进去了。现在来看,这一套书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这四本书,从1985年11月开始组织编辑,中间有些反复,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个编辑方案,然后就把编辑四本书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这四本书,不仅看自己的,也看别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弥补,又能使内容互相衔接,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分工,内容更科学了。
在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性格。王惠德这些入得到了朱厚泽的支持,提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不学了。他们出来说只要学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我和乔木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读,但马列的书也要读,不能不读。认定了这一条以后,我不管你刮的风浪有多大,反对的办法有多少。当时,闲言碎语、挑剔的话多了,但我硬是要把这件事情搞起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党的工作需要,我就坚韧倔强地做下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这样,最后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把初稿调整好了。之后,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还有些技术性的工作,如注释、排版、校对等等。
真正出书大概是1986年底,当时耀邦已经要下去、赵紫阳要上来了。实际上,这套书只作为教材发给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只有一两期的学员学习了。〃八九政治风波〃后,这套书又再版了。据说发行得还可以,但也是一阵风。这套书没有真正地利用起来。8月23日,在玉泉山统稿快结束时,我讲了一篇话,除了讲这四本书的调整问题以外,顺便也澄清了几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马丁事件〃。理夫这些人,包括于光远,利用这个事情攻击乔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
还有就是把学理论还是学政策以及所谓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情况也说清楚了。我说:“胡乔木同志用历史来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他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没有坚持下来,多次停顿。他还讲了理论问题不要简单化。他举了个例子,例如‘实事求是’,单这四个字,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胡乔木同志谈这个意见时,有位同志还接了个话,说资本家才最讲实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则他就要破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古人说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引用‘实事求是’这句话,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改造为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实事求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作过阐述,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讲'实事求是',有我们的特定含义,就是讲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实事求是'简单化了,不能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简单化了就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本意,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⑦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乔木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看。3月3日,赵看后有几句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领域里反自由化,赵是积极的;而在经济领域里批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以至于后来保护《世界经济导报》。
这是赵紫阳表露出来的一个意见,但这种思想究竟是来自赵的,还是来自邓小平的,当时我没想到这与邓有关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