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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鸣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与胡德平的最后一次见面。
5 建议提高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为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待遇的问题给书记处提出了建议。他们提高待遇以后的最高工资可达160元，低一点的工资也可达到120元，大致相当于正局长的待遇。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约有80人。我们还建议，依此办法，对全国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工资待遇。这算为这些中青年表演艺术家说了一句话、办了一件实事。
6 辞去中宣部部长以后
大概从四川、贵州回来之后，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启立提出自己不想当宣传部长了。他们也乐得我不当，故而答应得非常爽快，说积极物色人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先是宋任穷提了一个名单，选了几个对象，偏重于朱厚泽。胡启立又专门到贵州去做了一些调查。回来后就确定了，由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
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确定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干部要实行年轻化，老的要退下来，中青年要提上去。本来中组部的规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报中组部备案，不需要中组部审批。可是中组部唯独对中宣部下了一个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级干部的调整——老的退下来、新的任命要报中组部批准后才能实行。这个决定很明显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权，这是习仲勋、乔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当部长这个事情定了以后，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说：新部长要来了，来了之后首先要了解情况，你们各个司局好好准备一下，把这几年的工作回顾一下，把以后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说，新部长上任之后，总要找大家谈谈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认真的准备。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长。任命后不久，朱厚泽报到了。我当时在北戴河，就请他到北戴河来。我与他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谈了宣传部总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的一些设想。他来北戴河没几天，我就要回北京。本来我和他约好一起坐车回北京。但他说启立给他打了招呼，让多住几天。胡耀邦和胡启立还要找他专门谈一谈。这样，我就先回来了。又过了三天，朱也从北戴河返回了。
原来我和他讲过，各个司局已做好了汇报的准备，希望你能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谈，并且大体定了个时间表。但朱回北京后，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做法，哪个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论局。当时理论局的局长是卢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长汇报，却找副局长理夫、贾春峰谈了话。卢之超和贾春峰虽然都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调到中宣部的，但贾和卢的意见不一致，关系也不太好。朱还找了理论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头。
因此，我说胡耀邦和胡启立给了朱厚泽一个路线图，即到宣传部之后，先找谁，后找谁。不找谁。这种做法实在无助于了解全面情况。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贾春峰这些人得到了一个靠山。本来，王惠德在整党期间说自己有病，一直住在医院里。我那时也照顾他，得病的人嘛；会议可以不参加，学习也可以自由一些。整党结束了，王也从医院出来了，但说病还没好，还要继续休息。可自从朱厚泽找到他以后，他就特别积极起来了。
也就在这种气氛下，王惠德这些人就组织对胡乔木和邓力群有意见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乔木发难。表面上看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来和背景就是上边所说的。王惠德作为主管理论宣传的副部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老年的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一个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把王若水、冯兰瑞、廖盖隆这些我和胡乔木的反对派吸收进来，当然；参加座谈会的也有一些态度比较端正的同志。
在会上发言最多、调子最高的是王、冯、廖。廖的尖锐语言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从改革开放开始就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王若水对我们批评他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发言，说我们批评他的观点怎么错了，他的观点如何正确，为他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
王若水不仅在中、老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也把王若水请去作了一次系统发言，发言的矛头还是针对我和胡乔木的。而也就是在这一年，王若水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所受的批评逐条进行申辩。看得出来，这是有意安排的。
两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送给我们时，那些尖锐的语言都被删去了，发言时冲着胡乔木和邓力群来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没有写上。我收到以后，请宣传部把原来发言的话全部补齐了，是谁讲的都写上名字。我觉得这样对发言的同志负责，也便于我以后和他们交换意见。
王若水逐条驳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他的批评。我当时批评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讲话，然后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为此进行辩护，说他的意思与我指出的意思相反，无非是要证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反驳让我考虑，在个别细节上，我也有批评得不准确的地方。
不了解情况的人，听了王若水的讲话，看了他的申辩书，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确的，邓力群对他的批评处处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批评他的人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王若水的发言稿散布得有多宽，我不清楚，我现在也还留着。如果说当时他还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这篇东西，他以前的那些辩护就不攻自破、不驳自倒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从追求到幻灭〃，他自己说对马克思主义幻灭了一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无遗了吗。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同路人的问题，的确是对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胡绩伟、李锐这一类人，也都是如此。胡绩伟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坚持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党的看法也还是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他本想用这种辩解来证明自己有理，但适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党的同路人。
说这些人参加革命就是投机，不好完全这么说。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动他们参加革命，革命越深人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越来越冲突，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用这种世界观来判断和观察一切，以至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年毛主席讲党内有同路人的意见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7 落实邓小平干部要学习理论的要求
（1）王惠德与我们的分歧
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讲了干部要学习理论，意思是邓小平提出的，文字则是乔木落实和发挥的。本来，我和乔木都想，既然邓小平讲了要学习理论，那么就应该准备学习理论的书籍和材料。正在这个时候，河北省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个建议：学理论不必要学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学习毛泽东的书，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可以了。
王惠德是我推荐给王任重的。那时王任重当中宣部长，要找一个管理论的，我推荐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后，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来都不吭声。他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局长，还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过，有同志认为他从来只是读书本，从来不谈理论要联系实际。要说教条的话，这倒有点像教条主义了，但他的教条也没几条。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们坚持说：学习理论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个干部提出的建议办，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是理论；因此，干部学习也要按照这个意见来重新安排。
乔木同志看到这封信，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