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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春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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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条:实行校长负责制;建立和健全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制;党委应该摆脱行政事务,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重看这篇文章,觉得对当时的情况的确讲了一点自己想讲的意见,还是有点价值的。

    2 学习三明经验,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抓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在福建三明召开的,1984年4月就开始做准备。福建三明是一个小城市,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做得比较好,是一个典型。6月18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在这个市召开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我在会上有篇讲话,题目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②讲话中还总结了一下三明的经验。主要是: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科学地、客观地估计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趋势,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城市建设的规划,包括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我们经过成功与不成功的比较之后,得出的二个共同的认识。三、旧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设,做规划的时候,用人、用钱的时候,都要把绿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讲听了三明市的经验我提的两点意见。一点是,卫生保健工作本来做得好,但是介绍经验的时候,怎么样做工作,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起了什么好作用,讲得很少。另外一点,今后设想中没有说到儿童少年工作。他们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少年宫。建议三明的同志更加强调为儿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从那以后,在城市里面学习三明的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在东北三次讲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问题

    1984年7月在延边开了一个城市改革的宣传工作会议。那时,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的研究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的问题,起草了一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的研究提纲。当时这个东西没拿出去,也没下发。最近我重新看了一下,应该说,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多种经济成份有关问题第一个进行比较系统研究形成的材料,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我在延边、哈尔滨各讲了一次,后来在吉林又讲了一次。主要内容是:一、城市经济改革,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经过这次会议,我们自己,并且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影响周围的同志,共同来增强信心,提高本领,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新水平。,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基层、深人人心。我们要靠这条思想路线取得城市经济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三、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不仅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支持、指导和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外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壮大。四、全面准确地理解、执行和宣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以后回来,又整理了一点东西。前前后后,在这一年里有关这个问题(包括反映情况)及如何改进这方面的宣传,做了一些调查,大概写了五六篇东西(包括反映情况):《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宣传提纲》(1984年6月25日)、《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月31日)、《宣传部门需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1O月1O日)。现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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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二 研究雇工问题

    1 邓小平说:雇工问题看两年再说

    关于雇工问题,1983年,邓小平说:要看个两年,如果出了问题,下个命令取消就行了。邓还说:农业上归根到底还是要搞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意思,小平同志说过多次,王瑞林还给我写过条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陈云说的几段话

    1982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云声不赞成发展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供领导同志参考。万里看了很不高兴。我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说,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党内鸦雀无声,党就处于危险的状态。

    1982年12月3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983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时发言说:“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这段话讲得很好。现在陈云的这个讲话稿还保存着。

    同时,陈云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说:“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7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妥。〃

    3 对雇工问题的调查受到胡耀邦、万里的指责

    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两个组下去调查,一个去西北,一个到南方。回来后写了调查报告,征求意见。对这个调查报告,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就有争论。林子力、吴象等人不赞成这个调查报告的讨论稿,把稿子送到万里那里。万里看后大发脾气,骂了一通。当时写调查报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万里说调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内部也有人表示不赞成。我说:对于雇工问题,中央决定看两、三年,这就是说要了解情况嘛,要做调查研究嘛,况且这个稿子本来就是提出来征求意见的,让大家摆事实、讲不同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雇工要分清有没有剥削,多少雇工算是小业主,多少算是私营企业的雇工。胡耀邦则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带着问题到实际中去做调查研究,怎么会变成了从概念出发了呢?当时,我们曾设想召开省、市、自治区研究室主任会议,讨论对雇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曾编发了一个简报。简报送到胡耀邦那里,他看了大发脾气,说:这样做会使下边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变了。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很难理解,我认为,进行调查研究正是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实施情况嘛。

    4 我的意见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见说,不要在报纸上公开宣传。1983年11月:,书记处讨论雇工问题和一号文件,规定雇工问题不公开宣传。上面已经说了,到1984年7月在延边召开城市改革宣传工作会议,我在会上的讲话,基础就是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问题,起草的那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研究提纲。

    当然,那时雇工、私营经济、对外合资才刚刚开头。虽然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补充,但其消极方面的东西没有充分暴露。所以这个研究还是肯定,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多种经济成份要允许发展,对公有制给予补充。实际上上述研究是维护这个政策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没直接和我讲,却到总工会去追查,问延边开会究竟谈了什么问题?开这种会议有无必要?而且要王兆国调阅我在延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胡耀邦把这些东西拿去以后,没找到任何毛病,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多种经济成份说好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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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三 我与胡耀邦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触到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为开文物工作会议做一点准备。

    这里又要说到胡耀邦。因为那时文物保护法刚颁布,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贯彻?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汇报、送材料,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同意了。那么就按照预定程序开会了。一开会时,人家讲文物工作的重点是首先要保护。他马上就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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