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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七 就任中宣部长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传部当部长。中间是怎么酝酿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为什么要换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当宣传部长，王以前是胡耀邦。王当了一、两年吧，开头身体还好，还能够管事，后来发低烧，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处作检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后来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宣传部的事情他就没管。在我去之前，宣传部内部有一种普遍的议论，即〃四三左右〃之争。所谓〃四三〃是指：一个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讲：现在解放思想还不够，还是坚持三中全会的原则；另一部分人就讲，已经有这么厉害的右倾，应该及时讲话，巩固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即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的争论，三中全会是批〃左〃，四项原则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传部还没有一篇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勉强写了一篇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实际上软弱无力。而相反的，李洪林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讲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成百家争鸣的对象。后来有人批评他，他又补了一篇：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李洪林还出了一本小册子。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原则，把四项原则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这时周扬已是宣传部的顾问了。在《历史决议》通过以后，中央开了一个思想工作的座谈会，邓小平有个会前的谈话，胡耀邦有个发言，乔木有个发言，周扬也有个发言。听了周扬的发言后，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个意见：关于思想问题的意见，北京就不统一，那我们回去后就很难办了。
王任重当部长时，曾想让王若水去宣传部理论局当局长，兼副部长。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王若水这个人靠不住。尽管这个人书读了不少，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从这个人参加理论务虚会，集中攻击毛泽东，而且把这样的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登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我当时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人有异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总要有个人来管理论啊，我向他推荐了王惠德当副部长。结果王惠德到了宣传部搞出了那么个东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的理论，后来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个《理论研究参考资料》。实际上，宣传部的理论局和王惠德等几个人搞在一起，成为“四三”“左右”之争中的主要对立面。这恐怕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让宣传部思想这么混乱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体一下子又好不起来，总得有人去主持经常工作。可能出于这样一个考虑，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发表了上述那篇讲话后，4月就接到了让我去宣传部的通知。我当时调了郁文来当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是建国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档（当时分局的宣传部长是我，郁文是副部长），原有的副部长都没变，有个廖井丹后来和我合作得很好，还有贺敬之、王惠德，以后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归宣传部管，又增加了个曾德林。顾问还是周扬。除了王惠德以外，我们正副部长之间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后，还是老办法，找宣传部的各个单位听汇报、了解情况，都轮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两天。八九个单位用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个基础上，4月13口召开了一个部务会议的扩大会议，我讲了一篇话，重点是讲中宣部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这篇讲话是有针对性的、旗帜鲜明的。我首先讲：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们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任务就是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发文件、讲话、写文章，以及开展有关的业务活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够这样做，才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这篇东西虽然讲的是纪律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政治问题。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没有做决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或者制定方针、政策之前，都可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反复讲，可以争、可以吵；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如仍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发言或写文章，必须执行部里的和中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互相监督，首先大家要监督部长――邓力群，是否遵守了决定。同时还讲到，顾问也要接受监督。②
这个报告约有二、三千字，现在看来，还是有声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使反对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在整个部的范围里讨论，要大家提修改、补充意见，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各个单位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补充修改并通过，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务工作计划和安排，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
然后就是进行各个局的机构调整和人事配备。到了年龄的退下去，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这期间，对理论局进行了调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长职务。理夫也是我介绍给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暂时还留着。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说可从书记处研究室调几个人到宣传部。后来把卢之超调来当理论局局长、贾春峰当副局长。来了之后，两个人就分化了，贾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块去了，弄得卢之超后来很难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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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八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开的十次会议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党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导各部门的工作，一年最多开两次会议就行了，宣传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开十几次会，甚至要开几十次会。各个领域的思想问题很多，一个问题就可以开一次会。据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国性会议。实际开会不止八次——
8月17日，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各省市的宣传部长和北京有关部门参加。
10月13目，宣传部同社科院、国家教委合作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的规划会议。
10月22日，中宣部与教委、经委的职工教育委员会讨论职工的文化补课。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开了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1月1日一8日，与有关部门（教育、文化。。。。。。）合作召开了整个文教系统的干部管理工作会议。
11月13日，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会议，布置准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11月23日，同中组部一起在山东济南开了一个党员教育工作会议。
12月17日，开了全国高校图书馆长的会议。
年底共青团换届，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作了一个题为《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会议讲话
计算起来，从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关部门合作、或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包括青年团的会议（因为青年团的思想工作也归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会议有五次（见上文中文字下划线的会议）。我在这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同乔木的意见是一致的。乔木在准备十二大的报告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我在这五次会议上，分别从不同的工作角度，宣传、解释和发挥了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是十二大召开前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时十二大报告的基本轮廓和稿子有了，为了在十二大召开以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学习、宣传十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