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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苦恋》很不满意，他亲自看了电影，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说：〃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胡德平特别吹捧这个电影，胡耀邦也支持这个电影。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以往是批“左”为主，现在以什么为主，反“左”还是反右？这是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意黄克诚的意见：不要搞什么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这一篇谈话的记录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内容没有增减。又给胡乔木改了一遍。这篇讲话标题是《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活》，收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我们在社科院时，经济所、哲学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过渡时期完了以后，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原来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现在看来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两次讲话，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相比。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言，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强凋只有在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基础上，才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出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应从这种角度来考虑过渡时期的问题。王惠德非常尖锐地提出：从建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从我们取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起，就进人了过渡时期，实践检验表明，一度想把资本主义消灭，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调子就是：拿《哥达纲领批判》的框架来衡量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198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进程。这种论调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走的苏绍智也是这样一个观点。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说法和论调就更厉害了。
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书记处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农村发展研究组
恢复高考以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学习期间，他们还互相联系。其间，调回来的陈一咨，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他和这批人比较熟，平常也有来往。他向我反映，从农村回来的这些青年，大学毕业以后还想做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因此便考虑，在这些人先后毕业之后，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继续调研农村工作问题。后来搞了个文件，要成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放在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书记处研究室和这个组发生一定的联系，给他们一些调研上的方便，同时对他们搞的调研材料及时收集、整理并上报。这个决定提交给书记处讨论，原来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人收集到这个组里。讨论时赵紫阳提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也应该吸收这样一些人，这些部门能有这样的新鲜血液是有好处的，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参加一些部门工作，可使接触面更宽一些。这是书记处的一个议题，后来形成了一个决定，即书记处1982年2月25日决定。我和这个研究组在1981年春节有一个专门的谈话，这个谈话在现在来看仍然站得住。
这个研究组的看法，和当时全党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讲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后来只是调研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个，还强调了包产到户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不能只讲包产到户，不讲土地公有。杜润生后来加了个〃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这一条是个基础。开始时，农民想回过去搞单干，搞过的地方，实际证明也搞不通，又回过来搞土地公有。这一条在搞包产到户的几年里可是重要啊，没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风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农民在搞的过程中也发现土地分了搞不下去，还得回到上地公有。在农村发展研究组存在的期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赵紫阳、万里、杜润生都很重视这个组的调研。后来这个组发生了分化。
5 对妇联工作的一个建议
宋任穷同志要我帮他管管妇联的工作。我提了个建议：妇联应把儿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来。从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学毕业。在这个范围里的儿童各方面工作都应纳人妇联工作。我还就此讲了一番道理，社会生产中，有物质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培养后代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还介绍了一点访问日本得到的认识。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亲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里。虽然这些母亲很多都是高等学校毕业的，但她们也不愿丢下孩子到社会上去工作。这样，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的母亲，知道怎么管孩子，对儿童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儿童的教育，不仅要有社会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这主要靠母亲。我对此讲了一篇道理，我现在觉得还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上讲文件处理和行政后勤工作
中央办公厅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我作为中办副主任，讲了两次话。一次讲如何帮助中央处理文件，一次讲行政后勤工作的意义，纠正了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行政后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讲：按我们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后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反过来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员。为人民服务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人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为你们服务，你们也为我服务。同时，我也讲了后勤工作的社会意义，以及要逐步把后勤工作社会化。并同当时开始知道的第三产业作了比较，说这个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后勤工作、第三产业的人日益增多，当时日本的从业人员中这部分人已占到50％还多。
7 协助经委建立职工教育委员会
当时和国家经委袁宝华那里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经多次商量，认为企业管理工作要加强，就要加强职工的在职教育，这要成为开发职工智力的重要环节。所以经委建立了一个职工教育委员会，我负责起草了一个职工教育的决定，并就这个问题在职工教育委员会上讲了一篇话。
8 代中央起草关于学大庆的文件
文件主要讲：学大庆起了好作用，中间虽然有点毛病，这些毛病纠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庆的好经验。这个文件对大庆起到了保护和爱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