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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我的讲话中看得出来，认为经济工作搞得好的是陈云同志，这是确实的。我讲到：经济一遇到困难，毛主席就把他请来；困难一过去，又让他靠边站。
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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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一 拥护、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党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拥护的。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给他一些帮助。这就要说到1980年前一两年的事。那时，话剧《女贼》、《假如我是真的》这两个戏不是很受〃欢迎〃吗？这两个戏的倾向是不好的。后来，召开一个剧本座谈会，胡耀邦要在这个会上发表意见，他找到我，让我帮助他准备稿子。我专门组织研究室的同志，把马克思他们论述流氓无产者的文章、观点收集起来，供他参考。马克思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革命以前，我们不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革命成功以后，更不能崇拜、宣扬这些人。耀邦同志认为这点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映不错。
耀邦同志很热心搞经济，而且很想搞得高一点、快一点，因此他就要批评妨碍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他有一次和我交换意见，他说：在计划工作里的综合部门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即消极平衡论，应该主张积极平衡论。我听到这个意见之后，就和他讲：你这个意见，不是新意见。实际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陈云同志争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陈云是消极平衡论，毛主席自己主张积极平衡沦。胡听到这个话后，噢了一声，很惊讶，他不知道此事。这不奇怪，因为他那时没有接触过经济工作。我又说：“大跃进〃运动之后，毛主席已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其实陈云同志的平衡论也不是消极平衡论，而是考虑：〃到底是以短线平衡，还是以长线平衡？〃按着长线去平衡，怎么也平衡不了。按着短线平衡也不是消极平衡，认定了某几种产品是短线，如实地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还是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例如钢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线，了解了之后，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增加生产，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多生产。这是一个表现。另一个，除了自己增加生产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进口。能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这不又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做法吗！在采取了这些积极的做法之后，来平衡我们的各种产品和部门。这样做之后，我们有些长线东西，就富余出来了，等到下次有条件还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说：陈云同志的短线平衡是这样一个意思，把它当做消极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还向耀邦介绍了恩格斯的哲学论述，其内容大体是整个天体是平衡的，相对来讲是静止的，而实际上平衡中间有很多不平衡，静止中间有很多运动。我请他看看这些有关的论述。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对我的帮助很好，是原则性的帮助。
耀邦同志热衷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于光远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也批了，把大庆的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批了。后来，我向他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生产目的的讨论当然应该搞，应该搞清楚生产目的，但不能这么搞嘛。
还有一件事，1980年搞经济特区，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和我交换意见，说他准备在会上讲话。我向他建议：在发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讲话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没搞起来之前，主要是要批评、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来之后就要注意右的倾向。我向他讲，毛主席那时的经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有指导意义。后来他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主题是：要做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讲话应该说讲得不错。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很好的，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来。他在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叫我去做副教务长，找我谈话，我没有同意。他认为我是不愿意做汪东兴的部下，所以不愿意去。当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想再当中央党校校长，找宋任穷，宋不愿意。有一次开会，我提出王震可以当，后来报告了陈云，陈云同意，同时提议让蒋南翔当副校长，协助王震。他们俩合作得很好。陈云写信给蒋，要求蒋〃把我们的党校要办成像广东黄埔军校那样”。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吴江协助，发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谈关于解放干部的问题。胡耀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卫局长问：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吗？胡耀邦说，只要错了统统解放。
1980年，我发现有糖尿病，住院检查，先念同志来看我，耀邦同志也来看我。他一进门，我说：你怎么也来了。他说：别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邓有病，我不能不来看。那说的是真话。他这番话，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确是好的，那不是应付的，是真诚的。因为我拥护他当总书记，帮助他考虑一些问题，帮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讲了话，作了整理，都让我和乔木看看。我们也一直是积极地帮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采纳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正和补充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他被免除总书记职务。说我要把他拱倒，这是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后来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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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二 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写了一篇为《修养》翻案的文章：《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发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小，反映也还好。我写这篇文章很主动，很有写作激情。一是对少奇同志本人受到这么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对《修养》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运，感到不平；三是对王力、关锋对《修养》的前后变脸很生气。当时少奇同志编《文选》，我亲自听到他们两人不止二次称赞《修养》：王力是这样的，关锋也是这样。关锋是搞中国古代哲学的，其中也包括研究孔孟之道。他还替刘少奇辩护，说《修养》引用孔孟的话是经过少奇同志改造了的，这不是孔孟思想。〃文革〃前，他们不止一次这么讲。〃文革〃一来，听到毛主席要批判《修养》，他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觉得他们这种作法无非是为了自己，为了上去，不惜迎合吧。我对这种为了个人私利，翻脸不认人的行为，很生气。所以我当时不是因为少奇平反了，可以写这样一篇文章了，而是出自内心创作的冲动吧。这里面也联系到对毛主席的印象。因为在延安时，把《修养》选成整风文献之一，不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而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怎么到了〃文革〃一来，就完全变了，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不理解。这个命题当然不是毛主席的，是关锋他们拟的，传出来是讲《修养》不讲阶级斗争。我听到以后，就常常想这个问题。那时不是早请示、晚汇报嘛，要背诵老三篇嘛，几乎每次背诵时，我都要发生一种怀疑：老三篇也没讲阶级斗争啊，却每天都要背诵；而那个《修养》没讲阶级斗争就被说成是背叛。这些我都很不理解。
究竟是什么引起毛主席批《修养》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最初的《修养》中，引列宁《左派幼稚病》时，删掉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