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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室也感到问题严重，不正视、不解决不行。因此经常和劳动部门的康永和交换意见。劳动部门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进行培训，然后帮他们介绍和安排工作。劳动部系统还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因为国营企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建议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来吸收劳动力。当时也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如有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劳保、医疗，他们的工资还低于国有经济。
在和劳动部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在有的场合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主要是要发展集体企业，同时也要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发展，要允许这些企业工资高于国有企业。因为很多安置在集体企业的人不安心，工资少，劳保、医疗待遇较差或没有，都希望企业升级。而事实上，搞企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出现，我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转发了有关双包到户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们书记处研究室送给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时，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但在那时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实行不了，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势不可挡。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曾经想召开全国各省市研究室主任会议，一起来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商讨如何做调研，出了些简报。胡耀邦看了这些简报，说，如果这个会议一开，就是给下面一个暗示，中央的政策要变。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对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包产到户，接触了许多材料后，我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关注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联产责任制。对于前一条，情况比较好，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条不可动摇；对于后一条呢，包括后来多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份，那就可能会出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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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八 城市改革的两类试点
关于城市改革，书记处研究室和经委袁宝华进行了两类试点。一类是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在东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个企业。当时想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但试点的结果是没有人赞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就没有地方挂钩了，脱钩了。例如在过去，由市委、区委来领导厂党委，国家和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各级党委到了基层了；以后工厂取消了党委，由厂长负责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由谁来管我们啊。这就发生了问题，试验的结果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赞成。这样，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那段关于厂长负责制的话，在发表前就只好删掉了。
另一类试点是由访美后引发的。1979年访美，我们发现尽管他们所得税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这些地方比他们还高），但企业交了所得税后，终究还有部分盈利，数量还不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回来后就考虑到我们的统收统支体系，连折旧费都统收，更新改造也都统一支出，这个办法有问题，太死了。回来后，就和经委袁宝华那里一起试验利改税。同时和财政部吴波商量，他们在柳州全市实行利改税。这些试点证明效果是好的。这就为后来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办法做了准备，起了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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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九 为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培训干部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发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发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发系统转向零售。批发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发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日本回来，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为了研究这方面问题，推广有关的经验，经委组织了干部轮训班。介绍国际经验，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商量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改进，哪些经验可以吸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级，轮训了一遍，然后扩大到企业和厂长。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干。办厂长轮训班这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以后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一些大厂厂长都参加了这样的轮训班和学习班。
结合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书记处研究室编出了两本东西，一本是《陈云文稿》——那时只从解放后编到1956年，以后又编了1956年至1962年的；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摘编本《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两本书同时在参加企业管理协会轮训班的干部中进行学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国外的经验有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了，又有了理论的指导，对再生产过程是怎么回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各种平衡关系，如陈云同志的四大平衡，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要达到平衡，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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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 宣讲《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党校讲了四次，总的题目是〃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介绍和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一1962年）》。讲的题目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了一本小册子《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编文集时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③上举五个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进了《邓力群文集》。
讲过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们办了一个宣传部门干训班，听了我讲的课，于光远听到一些学员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也没问。另一个反映是：不知什么人向薄老谎报军情，说我在宣传陈云著作时，称赞陈云，批评薄一波。薄一波对此很重视，特地把我在党校的那个讲稿拿去看了，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有人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说我在中央党校宣传陈云思想。为此，在一次小会上，小平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讲：听说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他让姚依林转告我，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小平同志还说：我本人还要和邓力群讲，以后不要再讲陈云思想。实际上，我根本没讲陈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