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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1日，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建议用两三年、最好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提出来了，
2 财经情况的调查和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一方面实行调整，一方面酝酿改革经济体制。这就要了解企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对财政经济的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个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济机关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见。6月27日，他说：〃根据中央的方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对我们经济如何改革，搞出一个大体的眉目来。〃会议还确定，由邓力群、张劲夫、马洪具体负责召集调查研究的会议。
7月19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会议。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会议决定在财经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一个调查研究机构，直接由秘书长姚依林负责，成立四个小组。第一组调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第二组调研经济结构改革问题；第三组调研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问题；第四组为理论组，或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组。调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办研究室（不久改为书记处研究室）由梅行牵头，组织了一些同志，收集经济方面的材料，出了好几期《供您参考》。每期一个专题，包括全国的情况。这对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与经济调查工作有关，后来还编印《调查和研究》、《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供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门、地方负责同志以及经济理论界的同志参考。
8月8日，在中办组织的经济调查会上，我主要就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这三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我要求调查研究要同经济调整工作结合起来，同〃六五〃计划、长远规划的制定结合起来。此次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这里就不细说了。
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陈云同志关心一个问题，是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历年比例关系。中办研究室专门写了一个材料，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情况。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也就是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的时候，一段时间产生了片面性，积累率最高时达40％多，总的情况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时候。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积累率25％。这个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赞同，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
关于改革经济体制，我有过几次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体制改革首先要从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开始，重点应先从这里起步。应该说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结合调查组织了一些改革试点。
3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问题。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所在的小组中有天津的陈伟达，北京的林乎加，国家计委的顾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组会讨论一开始，陈伟达就讲，我们正在大干快上，积极性很高，现在突然提出调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对我们的积极性是个很大的打击。林乎加的发言也是这样的口气。顾明就算帐，说人家有多少钢，我们才那么一点，需要发展、快上。我在会上就与他们争论，说发展是应该的。生产力确实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关系和平衡，还是像以往那样折腾，是不行的。
会议期间，胡耀邦提出要搞一个发展工业的指示。我们几个人，有马洪、梅行等，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出来一个比较粗糙的草稿。我们自己对稿子就不满意，可是胡耀邦催得很厉害，一定要拿出来。这样一来，就发下去了。由于确实不成熟，在分组讨论时被人家攻得很厉害。他们说，你们主张调整，但你们搞的这个文件这个问题没有讲好，那个问题也讲得不好。总之，这个文件不成熟，不能通过，不能发表。我说，这个文件确实不成熟，我们也不满意。但文件写得不成熟，首先是因为实际工作不成熟啊。林乎加说，这个话说得对，该怨我们呀。总之，这次分组会开得很不理想，真正拥护调整方针的人不多。
一天晚上，华国锋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由于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这时他不得不接受调整的意见。调整方针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的支持。由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意见一致，华勉强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来统一思想。联席会开始后，习仲勋发言，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其他人随后也讲了一些。当时我很着急，这时。赵紫阳出来发言赞成调整。他说，调整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谷牧也赞成调整。他们两个一讲话，会场的气氛就发生了变化。我当时也准备发言，华国锋说，力群同志你就不要讲了，我讲吧，会议已经开得这么晚了，再延长下去也不行了。他表示要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调整。本来我们的提法是，调整是目前工作的关键，也是当前工作的中心。华国锋说，他同意调整是关键。我插话说，调整也是中心啊。他说，有了关键就行了，中心可以不说了。这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算把以调整为核心的新八字方针勉强通过了。当然，华国锋当时也不能不同意。但是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这一重大决策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传达会议精神时，有人质问我们，你们做过调查研究吗？并说是一帮秀才胡搞。
这次会上，与会者纷纷要求介绍江苏财政包干的做法。江苏的同志做了介绍后，大家一致要求各地推广江苏的办法。但财政部门不赞成。陈云同志是支持财政包干的，他原来的建议中说到要给地方财力留点余地。邓小平后来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各省、市、自治区实行财政包干政策，算是杀出了一条出路。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意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实际上，尽管调整的文件通过了，有的也执行了，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执行，至少是没有很好地执行。结果，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总的情况不理想。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调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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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六 关注农村改革
1 向邓小平转报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材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开始关注农村改革，注意了解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主要渠道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农村问题。其中表现积极的一个是陈一咨，他和一些青年人有联系，我了解到农村改革的情况后，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了一些材料。
1979年7月，我收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转来的一个材料，是安徽一个叫郭崇毅的党外人士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1979年初，郭崇毅听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包产到户消息后，到山南实地调查了解，他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是搞复辟、搞倒退；有人则认为，包产到户肯定能增产，大多数农民都欢迎。夏收时节，他又到山南等地，一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仔细察看，向农民调查。当他看到夏粮大丰收的情况后，写出了这份报告，并专程到北京，希望能够把报告转上去。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生产只有责任到户、分户经营，产量才能成倍增长。我看了报告以后，很快就送交中央和小平同志。
郭崇毅到北京，跑了不少单位，可是没有人敢接他的报告。后来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想请农经所的人向上转递他的报告。农经所开始也没有人接，后来陈一咨接过来，转给中办研究室，研究室又印成白头送阅件送上去。
陈一咨在海外写的一本书，说到他和胡耀邦的关系，标榜他是由胡耀邦调回北京的。那是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