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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到，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等额选举的办法，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科院第一届党委成立这件事做完了，我们作为社科院的负责人——尽管当时主要精力已经不在社科院，就算有了一个交待。社科院的工作大致如此吧。
现在，吴介民、梅益等从社科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说，我们那一任院领导，尽管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还是为社科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们认为，那几年是社科院的黄金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时间，搞清查运动也好，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做党内团结工作，都比较熟练、得体。
总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段工作，没偏离正确的方向。例如，对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处理时没有含糊；但也没冤枉人。陈元晖在清查运动过程中曾说过两句话，我们社科院的人在“文革”中，既是受害的人，又是害了人的人。我引用了，并同意他这两句话。结果，“文革”中参加“总队”的哲学所的一位同志说，邓力群这个人这样讲，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他为此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揭发我。后来这封信退给我。当时搞清楚，这个同志在每次运动中，都给信访处写揭发材料和控告信，数量之多摞起来有两尺多高。有一次，我在公开的场合讲，与其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写控告信和揭发材料，为何不花点时间用来搞科研呢？你的那些信和材料，对党、国家和自己有多少价值呢？这样做，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后来，他专心搞科研，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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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六 和周扬共事
这里说一下周扬来社会科学院的经过和我同他共事的一些情况。
当时，邓小平对社会科学院工作有兴趣，也热心，对我们的工作是关注的。我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汇报、请示，并且很积极地按他的意见办。
我们到社科院不久，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我知道后，就向胡乔木讲，听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是不是能让他来社科院当副院长。我第一次向胡乔木提，他不赞成。胡乔木说，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对他印象好，但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这样，此事就搁下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谈话中涉及到了周扬。我就借此机会又提出这个问题。胡乔木仍然不积极。结果，邓小平开了口，说：让周扬当个顾问吧！这样，1977年底，周扬就到社科院当了顾问。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78年夏天，我又向胡乔木说，周扬一直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资格老，老让他当顾问，也不是正式工作，还是让他当副院长吧。这次胡乔木同意了。
1978年9月，周扬进了社科院行政领导班子，任副院长。接着而来的就是排名问题（副院长排名：邓力群＇1977年11月任职＇、于光远＇1977年11月任职＇、周扬＇1978年9月任职＇）。我提出，周扬是老资格，已经当了副院长，排名在我之后，不恰当。他至少是兄长辈嘛，我和于光远应该排在他后面。胡乔木不同意，说：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
后来，周扬的工作是分管文学所。文学所在“文革”中的派性闹得很厉害，一个毛星，一个是朱寨，对立得很厉害。这两个人都是鲁艺的。我们到社科院以后，通过做工作，两派之间开始出现互相团结、互相照顾的情况，派性问题已经大体平息了。周扬介入文学所的工作后，偏向了毛星，使朱寨的日子很难过。
还有一个问题是周扬与文化部的关系。当时文化部长是黄镇。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划脚，弄得黄镇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
这样一来，有人就拿周扬同我们来比。比较后就觉得，我们一进社科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各研究所去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周扬做领导工作做惯了，他那一套办法也使惯了，不了解情况，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
这期间，周扬在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后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扬说当时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是真理标准讨论。这个报告总的来看还是可以的，但其有一个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我对他讲，你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估价我赞成。但说思想解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帮〃有什么教条？后来华国锋搞的〃两个凡是〃，与〃四人帮〃不同，把其归结为教条主义，也不妥当嘛，不合乎实际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乔木作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南海专门给他配了汽车。这样，胡乔木原来在社科院用的那辆〃红旗〃车就空出来了。负责管车的同志就对我说，这辆〃红旗〃车胡乔木没带走，应该给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这些问题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说我不坐，尽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资格说，还是把这辆〃红旗〃车给老同志用，配给周扬。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辞，就安然坐上了。后来，中宣部调他去当顾问，他乐意去。他调中宣部，把房子和〃红旗〃车都带走了。
从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扬共事时，是真心把他当作兄长或前辈（文化战线上的一个老战士，老领导）来看待的、来尊重的，确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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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七 访日归来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8年1O月到11月，经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同意，组织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袁宝华同志是团长，京、津，沪的负责人是副团长，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任考察团顾问。
访问日本回来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观感以及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如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关系、价值规律和计划性等等，搞了一个讲稿，先在社科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小范围讲了。1979年第3期《经济管理》杂志正式发表了我的这篇讲稿，题为《访日归来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做了转载。
从日本访问回来，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担任会长，我任顾问。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开办了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在头两年，大体上把省一级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轮训了一遍。
研究班开学后，首先是我们介绍访日情况和日本的经验，用人家的东西和我们的加以对照，研究日本的经验，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哪些东西需要加以改进。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业管理协会做报告，以后每期都去讲，有七、八次。报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价值规律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三、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实际上总题目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过几次后，有林和卫建林帮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了，后来还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册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读书，对社会没有多少了解。当时北平也有资本主义，但没有接触。上海没有去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那里没有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后，日本人搞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被没收了，而我们党的工作又在农村。所以，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它的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厂长（经理）、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和我们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和共同之处？没有切身体验。这是第一次实地考察和接触。
访日一个月，确实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