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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中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争取时间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这次评职称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间做了研究工作，确有进步的和有点成就的人，都评上了相应的高级职称。我们当时掌握的标准是，既不要过低、也不要过高，要和北京的科学研究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情况相对应。1979年社科院评定出51个研究员、165个副研究员、698个助理研究员。职称评定制度的恢复，对社科院科研人员从心里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上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务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员应该用主要的时间来搞科研，科研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要给予相应的承认。应该说，真正切实做到重点转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以后。这时，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心思都转到科研工作上来了，一个稳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来了。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4 恢复和创办刊物
社科院的中心工作转到科研方面来了，但是科研人员有了成果，没地方发表，这是当时大家都感受到了的问题。在“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办的刊物都停办了。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一个《历史研究》，一个《考古》。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和科研领域的扩大，从1978年初开始，凡是能出版刊物的研究所，都先后恢复和新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有了刊物之后，研究成果就有了发表的园地，有了讨论的地方。在办刊方针上，提倡百家争鸣，要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要求刊物反映科研成果，指导科研工作，组织科研活动。要负责任地向上级反映本部门的有关情况和看法。在这个基础上，1980年1月，社科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了。这是一本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主要发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时究竟恢复和新创办了多少刊物，我记不清了，但至少每个研究所有一种刊物。有的所还不止一种，如哲学研究所，就有《哲学研究》（1955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动态》（1979年创刊）、《哲学译丛》（1956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译丛》是专门介绍外国哲学的刊物，刊载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哲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评介外国哲学学派的现状及其争论的主要问题，译载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等论著，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
5 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章有刊物发表，著作要有出版社出版。197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延续至今，工作还算可以吧。但究竟出了一些什么名著，很难说。例如能够在全国打响的书，我说不出来。
6 创建研究生院
我们去社科院时，院内研究人员平均年龄是46岁，很多老学者、老专家都深深感到一个严重危机，认为不切实改变研究人员老化问题，社会科学事业就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他们担心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也想带研究生，但上面没让带，也没条件带。再加上〃文革〃期间有些师徒之间翻了脸，一些人有顾虑。大家都很发愁。我们决定筹办研究生院。1978年8月，社科院向中宣部并国务院呈送了建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批复后，很快就在全国招生。到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一共录取了405名研究生。
在办研究生院问题上，夏鼐有些不同意见。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是社科院的任务，社科院应集中精力搞科研，研究生应由大学培养。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去挑选、使用，用不着花精力去为他们讲课、辅导。他一直不赞成办研究生院。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社科院应该办研究生院。我们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文革”中大学停办了几年，后来可以办理工科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文科大学能不能办，毛主席一直没松口。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到年底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到大学里去招收研究生，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大学里还没有合格的毕业生。而这时候在社会上却有一批在〃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文革〃期间读了书的人，并且是愿意做研究工作的。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研究生院的生源还是有保证的。当时靠大学不行，于是从社会上招收了一批人。分析一下研究生院第一、二期生源的情况，应该说还不错。后来的结果也表明，办研究生院还是对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研究生院前三届学生毕业后表现都比较好。有些毕业生现在已经在司局级领导岗位上，成了各个部门（包括科研）的骨干。还有不少人在副部级、部级岗位上任职，如薄熙来、王晨。至于现在社科院的领导干部、科研骨干，很多都是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
研究生院第一、二期学生开学后，我都去讲了话。讲话的主要意思是，研究生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我们开宗明义，毫不隐讳地宣布，社科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因此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要以此为办学的指导思想。你们来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这一条就学下去，如不同意这一条，随时提出来，随时退学。在我看来，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即使收集了一些材料，也不可能认识其中的内部联系，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规律。后来在第一、二期学生毕业时，我又重申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入学时，我讲过这一条，现在你们就要毕业了，我还要讲这一条，你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究竟是更加坚定了，还是动摇了？是更加坚信了，还是更加失望了？要自己给自己做一个结论。如果学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更加坚定了，那么你们在填写的表格中、在口头上到处都可以讲，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如果你们几年学下来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怀疑、更加不相信，那么，我希望你们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在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不必写这一条。我说，我们共产党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相信的就来，不相信的就走。
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时，院长由胡乔木兼任，副院长是温济泽。
7 调整和整顿后勤工作
我们到社科院以后，听到一些做后勤工作的同志说，要我为科研工作服务，我同意；要我为科研人员服务，不行。类似的议论还有一些。他们认为，说为科研工作服务，听起来比较舒服；说为科研人员服务，使人感到后勤人员比科研人员低一等。为了解决后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开了好几次后勤工作座谈会，对后勤工作的思想、精神面貌都涉及到了。我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还有些新意。后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党委机关事务工作座谈会上，我又专门讲了一次。讲话整理出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8 建立研究所的领导制度
当时，社科院各研究所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研究所党委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当时，在社科院各研究所党委的选举过程中，差额选举的办法是成功的。这出乎我原来的预料。当时我以为，经过十年“文革”、打派仗，这几个党员是一派，那几个又是一派，用差额选举的办法，很难符合要求，免不了会插进派性的干扰。结果，通过党员大会选出来的各研究所党委，多数是好的。这当然与我们一年多来的工作有关系，说明消除派性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实践证明，差额选举的办法是好的。
但是，到1980年7月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时，召开社科院党员代表大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院党委委员就不行了，选举工作进展得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各所的党员只熟悉本所的候选人，对其他所的候选人就不熟悉了。反复了几次都不行，最后还是靠院里做工作，说明希望选哪几个人。院部的候选人还好说一点，因为他们的工作面向全院，大家还有所了解。从各研究所产生的候选人要被当选，就很困难，还是得靠推荐、介绍。
由此我想到，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等额选举的办法，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这个问题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