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工作，包括揭批政研室内部的问题。办公室负责人是我、于光远，成员有：朱佳木，他当时是党支部书记；秦宝来，作为群众代表。农伟雄就没有资格参加运动办公室的经常工作了。本来，按多数的意见要撤销他们的群众代表资格，同时改组领导小组。经过小小的争论，最后算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保留领导小组，乔木还是组长，农伟雄还是副组长，就是在领导小组下面搞一个办公室，由我们这几个人负责经常性工作。胡乔木表示，他要多花点精力帮助起草和修改大文章，运动的事情一般不管。
接着又出来一个问题，对“三少一老”怎么处理？这时，农伟雄活动频繁，凡是过去批胡乔木的，他都打招呼，分别订攻守同盟。很明显，放任他这样活动，对弄清问题不利。多数人认为起码对农伟雄要隔离审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当时讲了一个道理，当时批我们批得那么厉害，人家就没有隔离我们，人家就没有让我们住在机关，还是每天上下班、回家。我说，隔离以后，他不交代还是不交代，我们依靠事实。最终没有对农伟雄采取隔离措施。
从1976年1O月底搞到1977年6月，共计8个月时间。一方面揭批〃四人帮〃，一方面结合政治研究室的实际，查清有关的人和事。首先是，拿来整我们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事实，究竟是我们散布了谣言，还是对我们的歪曲，造我们的谣言？然后，讲研究室这几个月做的事情，究竟做得对还是不对？第三，所谓三株大毒草，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他们加给三个文件的诬陷不实之词，一件一件查清楚。最后，对几个造反派，主要是农伟雄的处理，审查定案。这时已经到6月底了。
我建议用苏联“清党”时采用过的一种办法，叫做“同志审判会”。把所有揭发出来的事实，一件一件跟本人核对。把每件事的材料公布，本人的交代也公布。本人可以申诉。过去本人交代不符合实际的可以更正；群众揭发不符合实际的，可以申辩；对其它同志的批判、揭发，过头的可以收回，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替他说话。最后确定的事实，记录在案，形成文字材料，本人签字。为农伟雄的事，这样搞，整整用了两周时间。
2 对〃整人〃的人的处理
对农伟雄的处分，除了我以外，都认为要开除他的党籍。多次说服，多次辩论，不要开除党籍，给他一个开除党籍以外最严重的处分，即留党察看两年。总是说不通。后来找到一条理由，农伟雄是壮族，是少数民族党员，要宽大一点，大家这才接受了我的意见。
另外两个人，赵乾德是农伟雄的得力助手，作出书面检查，交支部书记，进行修改，事实搞准确，评价分寸掌握好，经过三翻四复，以此作为依据，装入档案，不给任何处分。周锡荣，处理更轻一点，自我批评，装入档案。
几个人的问题搞清楚以后，农伟雄调离研究室，赵乾德、周锡荣调回党校，还有一个同志在小组会上自己检查一下，批评一下，不写材料，就算了。
最后搞了一个书面的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送给小平同志看了一下。
研究室这时已分为两部分。西四院这一部分成立毛著办公室。原来毛办是汪东兴当主任，李鑫当副主任，这时全都走了。另外成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归毛办管，龚育之、郑必坚调去，还有其它几个人，因为华国锋需要笔杆子。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也发给他们，都没有提意见，听到的反映之一，郑必坚讲，这个基本总结是顾全大局的。除对农伟雄以外，没有伤害人。
在农伟雄的问题上，研究室内部是否处理太轻，太客气，如果说左和右，那是右了一点。
3 问心无愧
在挨整时怎么样，在处理“整人”的人时怎么样，是否有背中国人做人的道德，乃至是否有违共产党人的原则。现在重新审视一下，我自认为问心无愧，睡得着觉。
在挨整时，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调子做了检查和批判，当时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换个角度，你说是诚心说这些话，也可以，的确也是诚心的。因为一个党员总不能和党中央、毛主席不一致嘛，这是大局嘛。在这方面，当时我们单位最标准的是丁树奇，他在挨整和整人时，在处理“整人”的人时，不说违心的话。但处在我们当时的地位，若如此的话，可能就过不了关。
挨整，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一年半还多。开会时，心情沉重，但会后回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当然也得益于毛主席当时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所采取的新做法。那时回家后也没有和家里人发牢骚，就是读历史。从《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纲鉴易知录》，到《明史》，《明史》没有读完，读过的划了些要点。〃四人帮〃倒台之后，读毛主席著作，主持写了一批文章。其中包括：为陈云写的一篇文章；为邓小平写的十一大的发言；为先念写的一篇纪念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因赶不出来，后改成关于毛主席经济理论的文章；还主持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的文章。
此外，我还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写了一本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书。有林是从《红旗》杂志干校借调到政治研究室来的。为准备创刊的《思想战线》写了两篇文章。文章完稿，赶上“批邓”，只好搁在一边。大约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有林到我家来，把文章送给我。记得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另一篇的题目不记得了。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四人帮”把“唯生产力论”作为棍子来打抓生产的同志的，都是从正面讲道理。我当场翻看了一下，明确提出：现在只是正面讲道理已经不够了，要进行批判。要把“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的谬论尽可能都找出来，加以分类，逐个批判。要写成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书。这个任务比较重，我对有林说：这书只你一个人写，力量单薄了一点，可以找林子力合写。他们把《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初稿写出后，乔木、于光远和我都看过。我作了个别修改，乔木同志改得多些，于光远不仅修改，开始时还作过指导。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送小平同志看了，他加以肯定，并提了修改意见。他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
1977年7月1日做好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运动的基本总结以后，我被先念同志找去，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当副组长，恢复正常工作。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说。
总的说来，在挨整时，没有六神无主，还是读了些书，做了些理论工作。重提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在当时来讲是第一篇文章。我们的主张，于光远就不赞成，北大经济系全部都不赞成，在当时的北京理论界，赞成的人极少。后来在1977年12月，我又到中央党校讲了一篇，也收在我的《文集》中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这些情况都表明像毛主席所说的，在挨整时，没有消沉。主席很爱引用〃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倒霉修《史记》等典故，应该说我自己虽然没达到人家那么高的水平，但当时自己的心情、精神状态能够安得下来，不消沉，仍然读书、研究问题。我不仅自己这样做，还鼓励身处逆境的年轻同志。在这点上，自我感觉还是够格的。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五 “四人帮”垮台后政研室继续受压
1 出乎意料的处境
“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政研室外部，形势仍然很不好。总的说是“四人帮”在台上时受压，“四人帮”垮台后照样受压；内部出气了，外部还是受气。
毛主席去世后进行遗体告别。一般机关负责人都安排到那里守灵，研究室没有份。少数负责人分批到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去了，乔木就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就找我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给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这事我们也报告了，批下来不准他参加。我说，你写封信吧。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就成了一个把柄。
开追悼大会，正式通知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