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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家其的问题
十三大以前，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6年秋，鲍彤调严家其到这个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社会科学院一些同志不同意，反映了他过去一些情况，认为他不宜在此工作。这个消息鲍彤透给了严家其，于是严写了一个情况，向鲍彤求援。然后，鲍彤等三人联名，根据严自己的说法，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还讲严如何守纪律等，为他过去的问题开脱，希望仍然留他在办公室工作。赵紫阳批送中央几位同志〃阅知〃。1987年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中央要审查处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后来在上报中央的名单中还是把他加上了。到8月份北戴河会议讨论名单时赵紫阳提议先讨论五个人的处理，其他人以后再讨论。后来他就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了。从此，严家其也就被他保护起来：继续得到重用。
关于企业领导体制问题
1983年彭真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信，建议实行厂长负责制。他领着袁宝华等同志做了一些调查。调查的结果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要有三个加强。根据这个意见重新修改了三个条例，作为草案发下去了。发下去不久，就来了一个补充通知，补充通知就说厂长全面负责，还有法人代表、中心地位、中心作用。这样一来，把属于党委的那部分权力、职责否定了。以后据此修改企业法，交全国人大通过。1988年，又形成中央9号文件发至全国。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关于所有制的改革
所有制的改革是近两年才提出的。好象是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在同弗里德曼的谈话中说，企业方面的改革，重点是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尝试一下西方国象发展商品经济一些有效的经营方法。这里头表面上看是有前提的，实际上是要用股份制来瓦解公有制，用西方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即西方的市场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都变成股份制了，还有什么公有制，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的话不太露骨，可以找一些他欣赏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来看看。比如厉以宁，还有什么人。对温州私营企业的大发展，我听他说过，这就是一种模式。
讲到公有制的问题，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含糊。有一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允许讲二者的共同点，不允许讲区别，或者只讲西方的市场经济，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实行的商品经济，就是唯一的商品经济。谁要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共同性，但是又有区别，有特殊性，他就认为是繁琐哲学，是干扰改革。陈云同志去年10月8日的八条意见里头，很明确地讲，他们试行西方的市场经济，看来困难很大，赞成他们继续探索，要注意总结经验。赵紫阳的心思是向往西方那一套的。不少同志主张，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对于这种主张，他开头口头上也是不赞成的。话来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弊端或者腐败现象，正好像资本主义初期的腐败现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去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把这个意思写进了文件，有人反对，他又改掉了。
这几年赵紫阳口里讲的、脑子里想的商品经济是什么？我们要做些分析。概括地讲，就是抹煞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区别，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出来以后，经济理论界在房山开了一次会，会上有两派，一派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有区别的，各有特殊性，尽管有共同的地方，这一派占少数；另一派就讲，重点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共同性。
关于十年改革理论讨论会
1988年年底，中宣部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酝酿过程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把这个会延伸到建国四十周年时召开，回顾总结四十年的经验教训，讨论理论上的是非。赵紫阳听了这个意见以后表示，四十年中，〃大跃进〃做了结论，十年〃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问题大的是〃三大改造〃。他说，按照他的设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可以不搞，〃三大改造〃都可以不搞，现在讲五种经济成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国营经济，中外合资、独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原话可以查查。
有位学者今年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就讲了这样的意见。理论界一直有人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毛主席当时把新民主主义作为整个一个时期，不像列宁所说的，民主革命胜利之日起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有一个新的说法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由此提出批评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毛主席当时的解释，认为没收官僚资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步骤，民主革命结束，即进入了社会主义。到了1961年，又不再延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而是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三大改造〃，然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前几年张显扬就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三大改造〃搞早了。
另外一个意见叫做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期。那就不叫新民主主义时期，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允许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套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那句话：中国吃亏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然后从这个话引伸出中国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赵紫阳后来这一套，就是补这方面的课，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再认识、社会主义再认识，认识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因此，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这些观点赵紫阳讲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明白，但是理论界有一些人讲得是系统的、明白的。
1986年2月，秦柳方同志写过一封信。附了几篇文章，打印后分送乔木等几位同志和我。乔木同志当时住在医院，收到秦柳方的信以后写了几句话：〃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信反映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赵紫阳看到这封信，批了几句话：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
批评要慎重，但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探索要大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赵的批示，实际上为经济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同他支持《世界经济导报》就一致起来了。《世界经济导报》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他亲口给我讲，他喜欢看这个报纸，也经常注意这个报纸的言论。这些人受到他的保护，特意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因此，才这样肆无忌惮地宣传和提倡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狂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吹嘘资本主义。这样一些观点，这样一些文章，这样一些著作，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畅行无阻，这样一些人物，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活跃。还有鲍彤下面的几个研究所。《世界经济导报》开了头，比较突出的还有《经济学周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许多报刊竞相发表他们的言论。还有一些演讲和座谈会。他们俘虏、信用实际上是害了一批搞经济学的中青年同志。近一两年来，在赵紫阳的支持、纵容下，这种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关于企业家阶层
近年来。赵紫阳所支持的一些人大谈什么企业家、企业家阶层，说企业家阶层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地位。他们从来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