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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接着，邓又讲：“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⑦
在这一段谈话后面，原始记录中还有这样两句话：格拉问：邓小平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右的倾向主要来自青年方面，“左”的倾向主要来自老年方面？邓洄答说：大体上差不多，但青年中也有〃左〃的，老年中也有右的。
这里把老干部称为“左”的代表，主要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在正式发表时，把这两句话删掉了。后来，赵紫阳在做自我辩解时说：所以要作“5·13〃讲话，主要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反〃左〃压力。所谓反〃左〃压力，有文字根据的恐怕就是指这两次谈话了。
2 赵紫阳硬说邓力群同情〃左〃的观点
这时王忍之已经出任中央宣传部长。约在3月间，王忍之主持召开宣传部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辽宁宣传部长汇报，他们省里的干部对一些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是两句话：说资本主义（即发表自由化意见的）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即搞私营企业的）没事。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引起的困惑，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应该给予回答。恰好此时，赵决定在这个会上讲话，就派他的秘书来了解情况，我就向他介绍说：大家在汇报中间讲了不少情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的干部所说的这两句话，对这两句话很需要用些心思，看看如何给予回答。后来，赵的秘书也直接听了一些人汇报，辽宁的同志当面也讲了这个反映。
不知道赵紫阳派来的这个秘书是怎么向赵反映的，赵后来讲话，虽然没点名，但意思是邓力群同情这种观点，赵对此加以批驳，认为这是“左”的言论之一。我听了赵的讲话，也意识到了他的这个意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嘛。后来我在宣传会议上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我的这篇讲话，赵不一定能看到。后来，赵在“5·13〃讲话中，以这个反映为例，说这就是〃左〃的干扰、〃左〃的思想的显露；赵还把这两句话改成：说自由化的人挨批，干自由化的人没事。
“5·13〃讲话前，赵准备了一个稿子。5月4日，他把这个稿子送给了邓小平同志。5月5日，邓有个批示：〃完全赞成。〃
“5·13〃讲话，讲来讲去，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两个基本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
3 赵紫阳无中生有攻击邓力群
“5·13〃讲话的主要根据，赵自己说是：好像是3月份，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的主张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提出了〃纲目论〃，对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5·13〃讲话之后，赵与王忍之讲：那个座谈会是邓力群让卢之超到党校去布置的，意见也是邓力群的。我（赵）这个东西（即党校的座谈会材料）来自四个渠道，都说这个会是邓力群布置的，是由卢之超到党校去谈的，然后让江流召开会议，会议开了以后，江流就没有再参加会，让大家讨论〃纲目〃关系。赵当时说得很神秘。
在讲话前后，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赵都反复讲为什么要作〃5·13〃讲话。后来，胡启立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分成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召开理论、宣传、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第二个问题，关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的问题。
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他也没有说是哪个单位，就是列举了好几个所谓〃左〃的言论的表现，其中就说了有个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左〃的主要表现。
我知道彭真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是总纲，但彭没说“改革开放”是目。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赵是冲着我来的，因为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边，我既没有这种主张，更没有进行这种活动。在赵讲这些东西时，我一点也没被触动。当时，我只是想，这样一讲话，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诉我：赵说他的材料来自四个渠道，宣传部是个渠道，党校是个渠道，其他渠道，我记不准了。
事实上，我既没有叫卢去组织这个会，卢也没有去过党校，更没有向江流布置这个工作。江流在这段时间曾找过我两次，根本不是谈这件事。蒋南翔当时任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蒋想把原来胡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个秘书提起来任副校长，蒋认为：照理说，按工作、经历和起的作用来讲，江流应该当副校长，但考虑到与胡耀邦的关系，还是让这个姓陈的秘书当副校长，江流继续当教育长。蒋委托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为这个事到中南海找过我。除此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谈。所以，在“5·13〃讲话和5月18日讲话中连续讲这个事，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是针对邓力群的。这可真是一个冤案和错案啊！赵紫阳不是在和风车作战吗！
另外，赵还指名讲：王正萍在一次会上讲。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赵歪曲了王正萍的话。从王正萍的讲话稿上可以看出来，王正萍说的是：个别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把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王正萍没有说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把全国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在材料里还点了王忍之的名，说他讲：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拨乱反正，材料里引了这个话。王忍之当场讲：我讲拨乱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说在一定范围里面讲，可以说是又一次拨乱反正，不是概括地说总体的情况。
这些事一直到赵讲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蒙在鼓里。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着我说的。有一次开书记处会议，我才感觉到气氛有一点不对。在我强调宣传工作中要反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时，赵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做法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没有饭吃。这是批评我是教条主义吧！我这才有感觉了。后来，赵让万里、胡启立召集北京一些单位开会；特别指明要让邓力群从头到尾参加。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冲着我来的。
4 赵紫阳否定卢之超当中宣部副部长的提名
中宣部有个王大明，是朱厚泽任部长时的常务副部长（从北京市调到中宣部），这个人写了个材料，说邓力群在宣传部搜罗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讲的。其中有一个事情涉及到卢之超。卢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压制，理夫这些人整卢。反自由化以后，我和王忍之商量，说卢是理论局局长，工作搞得还不错，也根本没有那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言论，是否把卢提上来当宣传部副部长，还继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有一次，在赵紫阳那里，宋平也在，我就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赵说：〃这个人还能当宣传部副部长啊，有人来信检举他，说他是反军社论的起草者。〃⑨
写检举信的人是谁呢？原来是《红旗》一个女校对，这个人和陈伯达的关系，在《红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