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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具有功能作用。社会中的每一要素都对社会
变迁发生积极作用。4每一社会都建立在其成员的
合意基础之上每一社会都建立在某些成员被
另一些成员压制的基础之上。*见崔树义摘译，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第11~12页（原文载于美国《冲突平息》杂志1958年2月号）。
达伦多夫认为，两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都富有成效。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合意与压制，似乎都是任何可想象社会的同样有用的两个方面。它们是被辩证地分离开来的，并且只有在被纳入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时才是可穷尽的。两种理论可以运用同样的范畴进行广泛的工作，但却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
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是其现代冲突理论最吸引人之处。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它还具有社会整合的“正”功能。科塞的理论建立在对齐美尔群体和谐的理论传统之上，他的兴趣在于冲突怎样通过要求进行革新和创新来施加压力，以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他曾写下大量著作论述冲突的积极功能。冲突允许人们流露敌对情绪，改善紧张关系。通过建立新规范或者肯定旧规范，可以用来缓解各方冲突的根源，排除不满情绪。科塞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安全阀”概念。如果社会系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冲突或者把冲突制度化，那么要在存在敌对关系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关系，社会就要利用排泄体制，排泄人们的不满情绪，这就是“安全阀”机制。“安全阀”机制可以提供转移敌对情感的作用，也可提供对侵犯倾向进行精神发泄的手段。参见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MF阿布拉汉：《冲突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
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冲突理论在理解阶层分化上也有不同的视角。
功能论者旨在了解分层制度如何及为什么联结在一起，并探索实现社会融合的途径。阶级或阶层不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干预变量，而是一整套为社会运行提供必需条件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分工制度相当于一个复杂的报酬体系，由此而造成的地位和收入的差异被视为有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个体被置于许多必须填满的社会有机体的不同位置上。这样，可以把社会分层体系看成一种激励制度，用来鼓励最能干的人担任最艰难的角色以实现社会有效运行。否则，社会就不再能够正常运行。功能分析家关注社会制度如何使人们适应环境，使人们去追求或保持社会中的各种社会职位，包括那些收入微薄、地位底下、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职位。
而现代冲突论者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探索如何削弱分层制度，对人们为何要反叛、为何要变革感兴趣，所应用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强调不平等使人们受挫，并拒绝现状。冲突论倾向于用社会分层，甚至阶级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变革动力，认为新的职业或经济角色的确立往往会导致出现一些原来被摒弃在传统等级体系之外的新群体或集团。由于这些群体或集团力图稳定其在社会内部的地位，因而与旧的特权阶级发生了冲突，对旧特权者的地位、经济资源或权力提出挑战。这些新的集团也常常确立起一套价值观，试图削弱原有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以破坏其所维护的特权结构，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样，历史变革基本上被看做是一种新阶级、阶层的产生与旧阶级、阶层没落的过程。复杂的社会体系生来就是不稳定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冲突导致了要求在制度内进行变革的压力。
可以看出，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转型历程中，现代冲突论更具有时代特征，贴近社会现实，不仅为学者所接受，还更容易为社会舆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现代冲突理论体现了我国传统上就具有的“乱中求治”的思维，在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历史阶段，更容易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第四部分：结语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政治发展
从现代冲突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推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过程和条件。而社会冲突是多种多样的，那些社会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要方面？或者说，我们需要找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社会背景是社会阶层分化，要解决的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而来的社会冲突。根据作者的理解，社会冲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引发的利益分配格局冲突；一个是社会文化规范的冲突，主要是社会转型中破除旧文化类型与建立新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原有政治秩序不适应新社会体系所引发的冲突。概括地说，就是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文化转型问题以及政治转型问题。
每个社会在不同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要面临的主要社会冲突是不同的。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结构冲突问题，对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之间难以调和的经济关系本质。但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社会结构冲突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比如说，农民这里不是指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真正谋生手段意义上的农民。和进城农民工处境艰难，但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阶层与城市阶层的冲突，农民也没有痛恨城市市民。工人阶层（特别是下岗工人群体）处境艰难，但他们也不会将怨气归结到“老板”的剥削，和管理人员的不仁不义。中间阶层面临各种职业维持与发展上的压力，但他们也不会把罪过归结为雇主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职业机遇。即使社会结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也是在社会进一步分化的未来，而不是当前。
文化规范冲突也不是当前社会分化中的主要矛盾。西方社会一度面临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冲突，而我们在文化规范上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在有些社会中一些文化规范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内容，如宗教信仰冲突，但这并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冲突。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普遍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文化规范的冲突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附属性，是根植于其他结构性的社会冲突之中的。而且，这种文化规范冲突的消解一般要靠社会的自我调节，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才能有所改变。比如，市场信用缺失、人际关系冷漠问题等都是影响深远的社会矛盾，但我们不能就这些问题本身而依靠强力宣传或其他运动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根源。
而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矛盾。政治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包括横向和纵向两种形式。横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社会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渗透在社会各阶层之中的；纵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利益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超越社会各阶层之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秩序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分歧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我国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纵向关系始终成为主导。至今，这种情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协调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矛盾，主要是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容纳新兴的社会阶层。这种政治体系的自身变革，就是政治发展。从而，政治发展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着力点。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论断，即构建和谐社会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角度。和谐社会是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来的。逻辑上，这里的和谐社会是客体，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是主体，论述的是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能动性。正如党的纲领性文件提出的，在构建和谐社会时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这种对社会深刻变化的适应，体现在执政体制上，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
政治发展的核心是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