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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邦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在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气、财富、朋友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时运亨通的人也不愿受制于人，没有办法能驾驭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就已见得。由于生活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中，他们哪听得进教师们的指点，更不必提约束。另一方面，那些时运不济之人又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一种人不知统治为何物，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种人则全然不肯受制于人，只知专横统治他人。城邦便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嫉恨。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一旦人们反目为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间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没有别的人打他们的主意。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页。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所假设的是一种自然人性，在人类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中，属于人性恶的一方。对于现代城市阶层，对理性很难进行价值判断，不能断定理性的中间阶层是“好的”，还是“坏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理性俨然成为一种道德，非理性成为一种罪恶。理性和道德有联系，但终归不能混为一谈。从简单的逻辑上讲，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不道德。亚里士多德只看到了理性的道德，和不理性的不道德。至于阶层归属与道德的关系，同样如此，阶层的高下并不能解释道德的高尚与否。
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本研究中被访者对各阶层的态度，都可以看出理性与道德的分野，以及阶层与道德的分野。从本研究中的采访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间阶层理性特征，但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比如，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力，看待事物更加全面、深刻。他们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权利意识非常强，为了自己的合理权益会奋力抗争；同时，又熟悉在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这种理性特征很接近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懂得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
比如，访谈中中间阶层对于城市民工大多表达了一种同情，这与“劳动人民”的憨厚朴实的传统形象有关。同时，很多被访者也讲述了对民工“狡诈、不地道”的印象，特别当由于家居装修等原因与民工打交道并发生矛盾时，这种印象尤其深刻。对于社会上层，中间阶层的态度同样自相矛盾。有的认为社会上层为富不仁、擅权跋扈；有的人则认为他们艰苦创业、体恤下属；有的对社会上层憎恨、厌恶；有的则心怀敬佩、羡慕。
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他装修中对待民工“策略”上的转变。开始，他为了笼络民工的感情，同时出于对于他们艰苦环境的同情，所以对装修工人十分殷勤，照顾很周到。然而，他发现工人们好像认为他“好欺负”，在他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工很敷衍。所以，他后来变得苛刻严厉，专门请假监工督促，工人们才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不敢再随便敷衍，工程顺利完成。另外一个被访者则告诉我一个相反的故事。他开始对请来的保姆严加提防，后来发现小姑娘很诚实、热心，对家里照顾的也非常周到。后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竟然逐渐都快成了一家人，彼此非常信任。他给保姆加了工资，自己也不用耗费精力来提防保姆了。
将财富与理性相联系，感觉总不如将利益与理性相联系更可靠。上面两个事例中，中间阶层的态度都在转变，无论是由好转坏，还是由坏转好，都贯穿着中间阶层不变的理性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中间阶层在道德上是好的，还是坏的。作为一种特征，理性就如中间阶层的工具或武器，可以任意地发挥。有了理性，能够做“好事”，也能够做“坏事”。如果说中间阶层的犯罪率比较低，也许在统计上是有证据的，但这并不能够说明中间阶层的理性美德。如果说理性真的在起作用，也是因为中间阶层有足够的理性衡量犯罪的后果与收获，更多的时候放弃了犯罪行为，但这并不表示在心理上他们没有犯罪的冲动。而且，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逃避惩罚的手段更加精明。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剥去道德的外衣，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中间阶层的理性在政治秩序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不仅对中间阶层的理性和道德推崇备至，而且认定中间阶层是城邦政治稳定的力量，因为中间阶层是安分守己的。然而，理性与安分守己并不等同。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藐视社会规范的人，既来自社会底层，也来自中层和上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穷苦的人因为偷窃、抢劫而不再寒酸，富人因为贿赂、偷税漏税更加奢华，而公共权力人物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过上体面富裕的生活。所以，很难说哪个阶层更加有理性并且安分守己。打破秩序，可能是理性的缺乏，也可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理性超群的人不仅和其他人一样有利益更大化的冲动，而且还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取得利益：可以理性地退避，也可以理性地出击。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不确定的秩序取向（1）
这样，理性确实成为中间阶层的一种特征，但这种理性不应该赋予太多的道德色彩，理性是一种利益计算的倾向与能力；如果把理性等同于“安分守己”，其实并不可靠。
出于理性，中间阶层可能政治消极，同样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来源。对于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理性表现为政治冷漠与消极。在社会运动中，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各种参与角色，包括冷漠者、独善其身者、冷静者、观望者、一般参与者与热情参与者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他们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都逐渐变得更加冷静。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有些仍然保持着对社会运动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对有些中间阶层来说，社会运动的冲动已经有些遥远。然而，中间阶层在维护个人直接利益的时候，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冲动，并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取向，体现出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性、行动一致性、争取权益的坚决性。
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理性可以成为政治活跃的强大支持，在维权运动中体现了其特有的获取斗争效益的策略、组织能力。从对形式政治参与的消极，到对社会运动的冷静，到业主运动和网络时政论坛中的热情，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梯级变化。然而，无论怎么变化，其中都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消极参与是一种理性参与，而积极参与也是一种理性参与。与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相对的中间阶层经济理性，常常使得中间阶层在采取任何行动都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在认真计算利益得失之后在妥协中求生存、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的退缩，以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成为中间阶层的惯用伎俩。同时，中间阶层的理性判断能力使其更容易分辨出复杂情势的变化，准确识别出紧张的期望张力与壮大的阶层力量，为采取行动提供足够的支持。一旦采取行动，中间阶层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加自信和果断，不容易为短视的得失所迷惑。中间阶层在集体行动中越来越理性，并在具体利益取向的现实抗争中具有集体行动的倾向。
另外，从上一章有关讨论中可以看出，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已经逐渐表现出了一些公民特征，而政治参与是公民特征的核心内容。因此，理性作为公民性的重要前提，从理性到政治参与，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并不违背逻辑。传统中的政治热情来自于对政治动员的响应，其本质是政治非理性；而未来城市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