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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扶贫等领域。
⑧在发达国家，社区成为志愿者活动的重要载体，志愿活动是在社区这个社会结构的草根层次上进行的。但中国社区建设有它的特点：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居委会的工作大部分是按照它的上级机构——街道办事处的计划进行的，居委会对于居民的凝聚力不是很强。而且人们对于单位的依赖远远高于对居住区的依赖。社会组织之所以受到制度约束，主要因为人们夸大了社会组织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一提起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人们往往容易联想到国外的压力集团、反政府组织等。特别是东欧和前苏联巨变和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大闹西雅图世贸会、世行年会以后，媒体对非政府组织负面的报道较多，使人们对其认识带有某种局限性。其结果是，社会转型中需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同时担心非政府组织壮大后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认识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缺少自治，与政府联系过于紧密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即使自发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之后也会很快被纳入行政体制之内。邓国胜：《中国非政府组组织发展的新环境》，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网。
从长远看，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实际上，对社会的自发性参与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比如，网上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人群参与讨论，虚拟社区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吕英（25）在就读在职研究生之前对社会问题一直不感兴趣，但后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听她解释，主要原因是有的同学比较关心社会问题，在班级网页上搞了个论坛，大家经常在上面讨论一些社会热点和理论问题。她逐渐对那些讨论发生了兴趣，开始关注新闻时政，并读了一些书。现在，她俨然成了论坛里的常客，并经常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可以预见，如果未来社会组织能够发展起来，将为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提供前所未有的组织平台与机制，中间阶层缺乏社会参与的现状也将大为改观。这种趋势有助于中间阶层加强社会联系，在社会转型中发挥更多的影响力量。
专栏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
6月24日，北京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对《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动物园是否搬迁之事并没有决定。
虽然北京市方面否定了搬迁后的土地将用于商业用途，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她看到，政府并没有放弃搬迁企图。
不过，情势似乎有明显的变化。据《瞭望》周刊披露，2月至4月间，北京市发改委在召集的多次论证会上，还都是在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但是，进入5月，媒体与公众不仅公开讨论着搬与不搬，而且反对搬迁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显然并非北京市发改委的初衷。变故首先来自于信息被公开，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开并将其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汪永晨的另一个身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并* 摘编自唐建光：《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总第186期。
不讳言，在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以“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NGO组织，在其间着力甚多。
再往前追溯，从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云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均受到了民间的非议，甚而因此重议、搁浅或改变。其台前幕后，都闪现着NGO的身影——事实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
“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新京报》引用北京市发改委的话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对《北京青年报》说，“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系列事件中NGO的作用。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3）
2001年3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
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
于是，“绿家园”等NGO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
但这次“听证会”并未善终。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
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
在此之前，和中国的其他NGO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
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这个词。从1996年起，中国NGO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NGO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
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
无论成败，NGO都在其间崭露头角：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运作的影子。“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汪永晨说。
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NGO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这位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这样的事实令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已对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
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