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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所面临的就业难处境，无疑为中间阶层的继续快速发展形成了直接障碍。这种就业难的处境，也体现了当前中间阶层发展空间的有限性。这种空间有限性不仅为新进者设置了更高的门槛，而且为原有中间阶层维持原有社会地位、继续提升社会地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中间阶层面临向下流动的威胁，甚至一部分中间阶层可能要向下流回到社会基层。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拥挤的空间（2）
综上，中间阶层在膨胀中同时面临着容纳空间有限的困境。当然，无论是膨胀、还是空间受限制，都是整个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的一个场景。大背景的变数，也决定着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存在着变数。
第三节社会联系与组织〖1〗一社会联系的局限中间阶层的主要凝聚力是共同体认同意识，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社会联系与交往上，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十分有限，社会组织缺失成为当前城市社会的一个特点。除了职业交往之外，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主要集中在以下有限的几个方面。
①亲友私人联系。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联系，局限在亲朋好友的私人聚会、同事间工作接触和业余交往上，给其他交往方式留下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②休闲娱乐性的非正式群体联系。中间阶层的工作比较忙碌，压力较大，但在业余也会寻求一些休闲娱乐。比如，赵岚（07）、褚峰（08）、许刚（29）都是某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平日保持每周两到三次的锻炼，偶尔参加健身俱乐部组织的集体活动。但这些健身活动主要是个人性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交往。正如褚峰（08）所说，这些都是“点对点”的，没有形成一个面，或者一个平台。王慧（19）参加了山野俱乐部，偶尔去京郊游玩一下。但这种俱乐部并不稳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活动内容也很单纯。王慧（19）曾经参加了几次俱乐部出游活动，因为同伴大多是在校学生，感觉在年龄、交流上有些距离，很快退出了。
③正式专业或行业协会联系。如曹飞（09）所说，其实所有的律师都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但律师协会仍然以官方性质为主，发挥着传统上的律师管理、监督职能，而不能作为律师平日交往和聚会的平台。许刚（29）也是这种情况，他所在的行业协会的会员资格只是一个名头，没有成为他社会交往的依托。与此相对照的是，他同学间倒是每个月至少聚会一次。
④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联系。传统上的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如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的成员数量非常庞大，除了农村理论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间阶层。这些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在发展和活动上所受的约束较少，但它们在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在传统的政治全能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中，这些组织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例如，许多被访者是党、团员，但在外企和私企中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沈智（11）作为正式党员，惟一感受到组织存在的机会是支部书记按时发给他一些党内刊物，但因为工作忙，他几乎没有时间看。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需求与缺失
随着市场社会的建立，政治从私人领域中迅速推出，但社会领域仍然匮乏，没有足够的社会组织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了大量空间，这就是社会组织的缺失。社会组织缺失，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缺失、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吴芳（30）曾经在学校参加过许多社团和社会活动，至今仍怀念当时的社团生活：那种生活对我影响很大。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各异，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社会是这么的广阔，视野一下子开朗了。我可以和那么多朋友交流，通过社团的朋友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有一种家的感觉，做事很有意思。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归属感，很有力量的感觉。我知道有大家给我出主意，可以帮我想办法。而且，我也对大家、对我们的社团有种责任感，对社团的宗旨和作用很认同，如果自己能为它做点事情就很有成就感。可以看出，社团组织的交往环境对个体的社会化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包括：
①提供了社会交往平台，通过社会联系的不断延伸、扩展，个体和社会可以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
②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个体可以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多信息，并相互激发；
③得到一种集体力量感，在社会参与不再有孤单无力的感觉，而是背后有社团的组织和精神支持；
④可以建立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往往是在相互影响、熏陶和认同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⑤升华社会责任观，它是集体责任感的前提，而集体责任感的培养是建立社会责任感的必经桥梁；
⑥得到集体带动，因为具有领袖气质和奉献精神的组织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社团里组织者可以带动、鼓励大批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否则他们就会化为零散的冷漠个体。
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对于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社会交往具有更强烈的需求。对于社会基层，他们所面临的需求比较单一，主要是维持基本生活和生存条件。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已经具有比较充分的社会交往渠道。正如褚峰（08）所说：如果说（社会交往渠道）存在，在富人圈子里，他们肯定会有。在政府官员范围，也不用club（俱乐部），他们本身就在一个圈子里。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还会进一步合流。这也是很正常的。而对于中间阶层，他们已经脱离了基本生存需要，并且大都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很自然地会寻求更多元化的社会交往。粗略考察就可以看到，民间非赢利组织和各种民间志愿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骨干人员，大多属于城市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和专业技术群体。其中比较典型的职业群体如：专业技术人士、经营管理者、党政机关干部、办公室职员、商业经营者、外企雇员、传媒业人士、教师、大学生等等。在北京，有些比较知名的民间环保志愿者组织，如“自然之友”在各大学发展了广泛的会员，“地球村”得到了归国学者和环保专业人士的有力支持，“绿家园”的骨干多是各界知识分子，等等。
但这些民间社团组织所能提供的平台毕竟有限。与中间阶层的需求相对照，社团组织在当前城市社会中仍然属于非常缺失的事物。特别是与国外相比，反差更大。
访谈中，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组织的缺失。褚峰（08）在谈到自己的社会交往时感慨社会中个人的零散状态：我觉着现在的社会非常松散，每个人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电子很多，但都是游离的，不能形成电流。他把社会团体看做一种交往导向的社区，对现状表示遗憾，而对将来也没有信心：我理解公益团体就是一个平台，很多人在一起，形成一个munity（社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样的形式，在当前几乎没有。在未来，这种平台还会很缺乏。缺乏整合平台，加深了中间阶层共同体的异质化，成为当前中间阶层力量发展的重要障碍。另外，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提供息息相关。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民主机制的缺失导致对民主建设自身要求的弱化和评价的消极。同样，有效社会组织的缺失会导致对社会组织本身需求的弱化和评价上的消极态度。社会组织参与对于大多数中间阶层来讲并没有经历过，从而削弱了中间阶层发展社会组织以提高社会交往范围与深度的要求。比如，褚峰（08）对公益社团感兴趣，但对公益社团的缺乏表示失望，并对中间阶层对社团组织的需求表示悲观：在目前这种社会条件下，白领这些中间阶层，除了娱乐、消遣之外，没有社会参与的欲望，所以在这些人里面不会产生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