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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这个世纪之末最后一个母亲节上，成都举行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母亲正被蹂躏，我们要抗争！”的万人大签名抗议。在这种热烈气氛中，个人很容易被集体情绪所感召，一同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即使如此，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整齐划一的运动热情，而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无论当时被访者们是否已经走出校门。热情参与者是社会运动中的骨干，却还有许多人并没有那么投入，有冷漠者，有独善其身者，有自称清醒者，有看热闹者，不一而足。还有一些人因故没有赶上这场运动。（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角色，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简单而概括的图景。除去偶然因素，这似乎也佐证了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角色的多样性。）
当时参加过到美国驻华使馆游行示威的陈明（17），回想起当时的气氛，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时在校门口挤满了准备出发的同学，大家群情激奋，打着各种标语，喊着口号，还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最多，感觉很有劲，有要踏平美国的感觉。因为离大使馆太远了，所以学校派了车，但情绪激动的学生根本就不上车。校车一直跟了很久，稍微平息下来的同学才开始有上车的。听有的同学说，他们坐公共汽车去的，售票员没有收他们的票，还让同学到时候替他们也喊几嗓子。真正的冷漠者从内心对社会运动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意识。吴芳（30）回忆说，当时的气氛极度亢奋，但她并没有为这种气氛所感染，没有参加各种有组织或自发的活动，更没有去游行示威。她说自己平时就对这种“激进”的东西保持距离，并不是性格内向的原因。她平时和大家相处也很好，参与了许多社团、公益活动，只是对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则十分敏感。吴芳（30）解释说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她的外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并波及到了她的父母。父母当年“上山下乡”经历过很多艰辛，在政治和事业上受到很多坎坷。父辈的这些经历对吴芳（30）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认为：我如果要参与政治，就要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有多大的资源，就做多大的事。我现在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它呢？于事无补，还给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说她比较冷静，她自嘲地纠正说：应该叫冷漠才对。我对于帮助别人比较有热心，但不会通过参与这种政治性的事来表达我的热心。所谓的清醒者与冷漠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经过了审慎的思考，否定了参与社会运动的意义；后者不必要经过思考，仅凭直觉远离了社会运动。周燕（04）对于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听到有人喊“炸大使馆啦”，我知道怎么回事后很气愤。当时我们宿舍挨着操场，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有人摔盆子、摔碗，大喊“赶快去游行呀！”我当时记得很清楚，这些摔东西的是一些小混混。我当时就清醒了，觉着如果和这些小混混一起游行，除了搞破坏，根本达不到抗议北约的目的。所以，我决定不去参加游行了。冯涛（18）也没有参与当时的抗议运动，并且振振有词：我觉着很搞笑的，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这也算给中国一个反思的机会吧。当然，现实中清醒者与冷漠者并不容易分开，两者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许多冷漠者以清醒的借口远离社会运动，而清醒者的实际举动与冷漠者并无二致。
独善其身者从自身利益来衡量，认为没有必要付出代价。钱民（13）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时，正面临硕士毕业。当时，他的一些同学参与了游行，他自己也有这种冲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参加。他说：当时最后一个半年，马上要毕业了，尽量不要出什么事吧，弄出什么负面的影响就不好了。而且当时写论文比较紧张。虽然政府没有压制游行示威，但我还是觉着，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参加这些活动为好。独善其身者也会受到集体情绪的鼓动，但在衡量了利弊得失之后，会比较容易放弃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至少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如果说钱民（13）经过谨慎考虑决定不参与社会运动，那么王慧（19）则仅仅为了当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困难而打消了游行的热情：我当时听说轰炸大使馆这件事的时候在办公室，感到义愤填膺，就鼓动大家一起去游行，支持大学生的行动。但后来发现从单位到大使馆挺远的，太累，还没有东西吃，就算了。热情消退之后，王慧（19）还找到为自己开脱的更充分的理由：我们这种地方做任何事情不像做学生那样自由，要考虑到单位里的很多东西。所以还是不要参与那些游行的好。看热闹者是出于一种好奇而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他们一旦遇到个人可能付出代价的情况，就很容易转化为独善其身者。卫成（01）声称：我去了，热热闹闹，就图个热闹呗，那么多人一起上街，我还没有经历过，感觉很新鲜。后来觉着没有意思就回来了。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如果我一个人也就不去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过后的冷静
在作为个体的环境中，和作为集体行动成员的环境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等特征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们在智力、教育背景程度上可能差异很大，但他们在社会运动所迸发出的热情却是一样的，更多地依赖于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正如对群体心理有独到理解的勒庞所说：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而且，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角色，如狂热者、冷漠者、清醒者、独善其身者、看热闹者等，在所有阶层中都同样存在。
但是，一旦离开容易激发集体狂热的气氛影响，或者在社会运动过后，个人从集体行动环境中重新回归，个人理性也会归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反思和审慎体现出其特有的理性特征。
经历过1999年运动的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当时还在大学的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永远是社会秩序的反叛者，学校永远是社会运动酝酿的大本营。学校是人群最集中的公共场合，在这种场合最容易激发出亢奋的情绪。当中间阶层处在职业场上时，被分割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写字楼里，占据了严密科层组织结构中的某个位置，相互成为一个一个游离的原子。下了班，公寓楼的一个个房间成为中间阶层的另一个分割网中互不相干的节点。这样，中间阶层失去了社会运动必需的群体共鸣环境。而且，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许多压力，理想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他们背负着亲朋好友与家庭的期望，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得到的不是理解与支持，而是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异样眼光。无论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表示了对参加未来社会运动的谨慎或冷漠。
5年前陈明（17）曾热情地投入到游行示威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热血沸腾。但现在，他对于社会运动的热情已经大大消退，至少不会奋不顾身地再次参加这些社会运动。在他的解释中，强调了脱离学生身份之后的责任感。我们之间的对话很有典型性：我：“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事情，但你已经工作了，位置也不同了，你还会参与吗？”
陈明（17）：“我绝对不会去（态度很果断）。我不在学校里，没有人激发我，没有这种氛围。当时有一种激情很强烈，周围那种氛围让人不得不参与到里面。”
我问：“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