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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一个模范？所以我们就是缺乏一些样板，一些榜样，大家不知道怎样去救助他人，怎样去做一些善事。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所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单位里的工会组织：我自认为属于那种比较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这样。我喜欢牺牲自己的一些时间，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已经在做了，比如我现在做公司里的工会负责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做的。另外，在我们小区里，物业不太好，收费也高，我就喜欢提一些意见。我本身是这样的，但我不觉着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记得在我们小区里，有个人发出宣传单，要我们业主给出小区管理的一些意见。这个事情我不仅参加了，把我的一些体会详细地写下来，很郑重地投到信箱里。4自营者
不可否认，现在出现了许多“仇富”现象，为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的故事也在媒体上、私下里流传。但作为小企业主的许刚（21）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些负面报道并不客观，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很注意善待员工：你也许看到了很多克扣工资、民工追款的报道，但我想虽然那种事曝光率多，但实际存在的几率不会很大。按时发工资需要报道吗？不需要报道。比如有人讲哪里有地震，但没有报道哪里风和日丽，哪里没有地震，哪里没有凶杀、没有抢劫，这些不会报道。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报道阴暗面，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找一些新闻热点，并不一定能让你了解全貌。我很在意让我的员工生活得更好，这也是关心他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关心家人、关心同事、关心下属和关心社会上更穷的人，是相通的。在保险和待遇方面，我绝对不亏待我的员工。有社会责任感的是一批人。社会责任包括善待员工。许刚（28）还认为做生意应该讲求道义，善待客户，这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绝不会卖盗版书。原来我有两个加盟店，在外地没法控制，他们卖盗版赚钱。后来我干脆就取消了加盟形式，全是直营的，你不听我的我就解雇你，我完全控制进货渠道，让你没有盗版可卖。我的员工也认同我的主张，不能赚昧心的钱。我们的企业文化，其中一条就是讲道德。他期望自己的企业能同时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所以许刚（28）和员工经常为社会捐款：每次给灾区捐款我们都参加，发水啦，地震啦，非典啦，每一次我们都参加。都当成一种习惯了，每次大家都捐款。现在正捐款在建一所希望小学，我们出二十万，政府出二十万，就能建一所小学。那里虽然离北京不是很远，但全是山区，很穷的地方。有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中有近80％的人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所倡导的“光彩事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推动的、非公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以项目捐助为主要形式，扶贫为主要目的。其中有577％的人“为光彩事业捐过款”，有393％的人做过“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有165％的人“投资兴办过光彩小学”，106％的参与“国土绿化”，86％的人参与“市场建设”，有73％的人到“老少边穷地区办企业”，还有58％的人“利用农产品开发新项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虽然光彩事业仍然是官方背景，但这些数字也多少能说明私营企业家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本研究仅仅是定性研究，并不能准确说出中间阶层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比例具有社会责任感，但中间阶层普遍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却是不容置疑的。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普遍的教育程度较高有直接关系。
中间阶层在普遍政治冷漠的同时，为什么还表现出了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从常理来讲，政治关注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普遍的社会责任感通常会与普遍的政治关注正相关——至少不会表现出普遍政治冷漠这种负相关的现象。联想到前文对政治冷漠的分析，也许可以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政治领域与社会缺乏互动，中间阶层难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还有故意远离政治领域的倾向，政治领域成为中间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盲区。如此以来，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冷漠与社会责任感并不矛盾。同时，两者的这种特殊关系也佐证了前文的一个假设：许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是“假性政治冷漠”。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国家认同与热情
除了与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存在冲突的社会责任感之外，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类似的矛盾现象，即中间阶层对国家民族的荣誉感、责任感与认同感等积极态度非常强烈，并且表现了明显的一致性。甚至，这种爱国热情有激进的一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
在访谈中，许多被访者提到对台关系、对日关系、对美关系等，激昂的情绪与中间阶层日常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这些感情不在日常表现出来，但会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许刚（28）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对于个人事业的重要：我觉着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这些一点都不抽象。怎么会抽象呢？即使做了商人，这些也不抽象。比如我的书店虽然比较小，但我和国际上的合作比较多。我的书很多都是从国际上订购的，我们出的书也卖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提高了，这和我密切相关。很直接的。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强盛，肯定和我很大关系。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的时候能体会出来。如果国家经济状况不好，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没有地位呀，没有谈判筹码，没有什么好谈的。比如采购的时候，国内经济如果不好，我只会买一百本；国内经济好的时候我会买一千本，马上他（国外出版商）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经济好，一千本都卖得掉，经济不好，一百本都卖不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和台湾出版商的关系。我从95年就和台湾合作，一些台湾的书、杂志都是我在大陆代理的。现在他们经济不行了，大陆越来越好，现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牛了。以前都是他们开条件，现在是我在开条件，你愿意合作就合作，不愿意合作就拉倒。即使那样他们也签。感受很深刻。对于大部分来说，爱国热情和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感情归属。有统计表明，中国民众超过70％关注体育，高居世界第一位。意大利人酷爱体育，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关注体育运动的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但数字一下子降到了50％多。不可否认，许多中国民众关注体育的传统是因为将它与爱国热情联系在一起——即使运动较少的女性也是如此，我在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蒋丽（02）体验过在一些特定的体育、文化场合中充满民族责任观的激昂经历：我对国家呀、民族呀什么的，平常也想不起来。但有时候绝对会想到，比如在“申奥”那种万众一心的时候会联想，要自己发展好，自己生活好，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国家就会强大，就会有自尊，在国外就会被别人尊重。那种时候就有民族感了。比如看到体育得金牌了，我还是很高兴。虽然金牌不是我的，但这也是一种民族荣誉感吧。朱海（05）表示，虽然现在不会想很多，但如果到了“民族存亡”这种时候，就会自然产生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气氛”。杨波（20）这些年并没有专心于自己的高校教师角色，四处讲课挣钱，自嘲“成了赚钱机器”。但当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时，看起来文弱的他出言惊人：如果台湾要分裂出去，需要报名参军（收复台湾）的话，我第一批报名。冯涛是研究所里的专业研究员，妻子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他对出国后作为中国人的感受比较强烈：因为做研究有机会到国外去，明显就感到文化的差异，还有别人对中国的轻视。能感觉到。那个时候自然就感觉到国家、民族一类的东西，感觉到这些并不是很大很空的概念。就像个人，如果家里很富有，到别人家里就感到腰板很硬。在一些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激发出这种想法（作者注：指爱国情感）。日常不太想起这些东西，并不表示从来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