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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曹飞（09）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原来都是“国有所”，改制后大部分都成为私有。虽然国家在宏观管理上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比其他行业更严格一些，比如半官方的律师协会的指导作用，律师仍然有指定辩护等司法救济的义务等，但总体上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市场主体。相应地，可以把律师看做企业性的新型白领。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律师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性质的白领（所以，对律师行业和所采访的律师曹飞（09），本书把它归为下节讨论的内容）。
另外，除了工作单位性质的变化，“事业人”自身的职业态度也在变化。市场对“事业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事业人”成为企业白领的重要人力资源源泉，对于那些比较进取的年轻骨干更是如此。吕英（25）在单位里虽然待遇不错，工作很稳定，但时间长了，业务也熟悉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她说：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一点。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能承担一些责任，独立地做过一些事务。但是这件工作也干了三四年、四五年，然后就觉着应该转变一下。中央一些政策在北京贯彻起来比南方其他发达城市相对缓慢，机构运转也不是那么灵活。很想去南方那种环境去体验一下。如果在企业里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的事业单位对于吕英（25）并非不能舍弃。
其实，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复杂性远不止市场化。除了一般形式的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市场化、“事业”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化，另外还存在着机关单位与机关人员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现象，以及公共行政领域、“事业”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的模糊化。
王慧（19）至今对自己单位的性质都不清楚，对我解释了许久，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她的单位对外称为公司，但隶属于一个中央级的专业行政审查机关，本来属于机关的一个局级部门，后来在机构改革中由行政机关改换为事业编制，在内部名称上改为“中心”。虽然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管理仍参照公务员和行政系统，特别是组织人事管理权限仍然在上级行政机关。如果仅仅如此，还不难理解，就如上文所述的事业单位市场化一样。问题在于，这个事业单位的主要业务仍然延续了原来没有“事业化”之前的行政性审查职能。更加让人回味的是，依托这个事业机构又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这样，通过机关单位事业化，以及进一步的市场化，机关单位打起了公司的招牌，本来的行政职能不再是机关里的对外办公，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收费项目”。当然，这种公司不用去开发市场、争取客户，因为只此一家，要想通过行政性审查，必须先通过它的有偿“服务”。从根本上讲，这种事业单位的市场化使行政机关变相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事业单位成为体制特权与市场分配之间十分暧昧的联接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最严重扭曲。
相应地，这些事业单位的“事业人”也成为这种特殊体制的受益人。王慧（19）的收入可观，而且工作内容比较轻松，很符合现在许多女性的职业理想：有专业职称和技术专长，职业体面，收入较高，不需要打拼，能同时照顾家庭和自己的工作。和王慧（19）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他们单位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吃饭时间并没有限制，尽兴为止。有时候也加班，但都是偶然的——其实正常上班时间稍微紧一点也不需要加班。可以看出，“王慧们”享受着体制内和市场的双重资源。同时，由于政府机关的直接背景，同一般的事业单位相比还增加了垄断的优势。所以，如果说一般的“事业人”是脚踏两只船，那么“王慧们”则是脚踏三只船的“超级事业人”。为了精简机构、压缩编制而又避免人员分流压力，许多传统的机关都逐渐改换成了事业编制，比如机关的后勤部门、培训部门，这些部门很多就有这种机关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特点。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摘编自林楚方、法伊莎：《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5日版。
3月下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高层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和研究对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这个举动将涉及几千万靠政府支付工资的公共服务领域人员。发改委
副主任李盛霖说，这“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有评论说，尽管此前许多省市及行业已着手事业单位改革，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探讨这一问题还是第一次。
就在发改委官员透露出此项改革之际，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宣布，除人民出版社外的国内出版社都将转型为企业。“成立集团是真改革，而不是挂个牌子的假改革。我们改革的第一项，就是要集团化。”柳斌杰说。同样是这位副署长，2003年在四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领域存在思想观念陈旧问题。一些人受了过去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受了“左”的思想影响，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为由，拒绝了改革的一些措施，“在经济战线上20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可能到现在大家还接受不了，以至于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一些讲话在地方党委传达的时候居然还不敢传达，可见我们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了。”在未来几年，类似这样的“事业单位”，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可能也是很痛苦的转型发展期。
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拥有近3000亿国有资产，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各类事业单位，其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然而相对于事业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它对社会的贡献很不成比例。据统计，事业单位对中国GDP的贡献大概在5％~10％之间。2001年科、教、文、卫四大行业才占51％。
而一些事业单位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尤其是一些脱胎于行政机构的单位，成为事业单位后，很难从管理机构变成服务机构。一些政府附属的事业单位就是二政府，自居企业和社会之上，脾气比一些政府部门还大。发改委副主
任李盛霖把事业单位的“毛病”概括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际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2002年，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从去年开始发轫的事业单位大改革，就是对十六大精神的贯彻。事业单位组成复杂，各个领域情况不一，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方案，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改革在分头进行。从1982、1983年开始的机构改革，以及后来进行的教育、卫生、科技体制改革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20多年来，事业单位改革是伴随着每个行业的改革慢慢推进的。
真正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改革可以从两个脉络来看：一是财政来源，事业单位这么庞大的规模谁来养？从财政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是尽量把它推向市场。当时事业单位就分了三种：第一种是全额拨款；第二种是差额拨款，拨不足的部分，又分三种，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第三种是自负盈亏。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有全额拨款，研究部门或是行政部门多一点，出版部门、新闻单位少一点。
第二个脉络就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推行了聘任制，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十三大以后，1988年开始研究“一切以行政级别划线”的问题，当时，所有事业单位都有行政级别，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则成为改革这一痼疾的契机。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于全部把事业单位甩出来了，不以行政级别划线就意味着它从政府开始剥离出来，开始政事分开，“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经常反复，现在大学还设有20多个副部级校长，仍没有去掉行政级别”。中国的事业单位大部分脱胎于行
政系统，而行政机构改革有一个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事业单位改革也会这样吗？从这点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