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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无形中将中间阶层的范围扩大了许多。作者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相反，确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理解正是这一视角的价值所在。
首先，“去两边、留中间”的界定视角有较高的弹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历史阶段，社会上层和社会基层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对他们强势或者弱势的理解在社会舆论中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会像界定中间阶层那样充满分歧。中间阶层本身就是比较模糊的社会中间地带，所包含群体的综合地位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不断变化，而且还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兴的职业群体。这样，从清晰的社会层次入手，抽丝剥茧，更容易辨识出中间阶层，并为社会转型中的变数留下足够空间。
其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界定与作者的基本判断相互呼应。这个判断就是：中间阶层不是很多学者和媒体所炒作的“精英”阶层，而是社会“骨干阶层”。从媒体对中间阶层高高在上的生活态度、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奢华的生活标准的炒作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眼中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精英”，如消费精英和赚钱精英。某些学者对于这种严重的舆论误导不仅没有提出批评和校正，反而推波助澜、隔三差五、信手拈来地提出一些高收入或高财产标准，或者不负责任、不加推敲地推出一些中间阶层发展数字，甚至肤浅地附和一些界定中间阶层的庸俗化生活方式标准，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的误导。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讲，中间阶层竟然成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幻象。如此以来，中间阶层又何谓“中间”呢？所谓“中间”，至少有融入社会大众之间的意思。中间阶层是看得见、摸得着、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创造着各种财富的社会骨干，而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社会精英。
中间阶层主要存在于城市之中，因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为城市中间阶层，并具体选择了北京市区作为抽取样本的地域范围。这除了作者本人的研究便利之外，主要考虑到了大都市作为城市中间阶层集中之地，能够体现未来中间阶层发展的许多特征，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因为，本研究的着眼点就在于中间阶层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政治影响。中间阶层在北京市区不仅有较高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而且所包含的群体类型也更加丰富一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基于以上的讨论，并考虑到了范围跨度和覆盖性，作者选取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中间阶层群体作为研究典型。包括：企业白领（不包括高级经理人）、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少量依靠出租、置换房产和出卖地皮快速致富的城市原住民，本研究称之为“城市新地主”这是作者所使用的一个新词汇，在后文的讨论中有详细解释。）。
要说明的是，这些中间阶层群体并不一定能概括中间阶层的全部，而只是中间阶层在特定时间（当前）、特定地域（北京市区）的一些典型（只给出了四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群体会不断涌现，特别是新的职业群体日新月异，一些新的群体可以被划为中间阶层；而原有的一些中间阶层群体可能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如果将研究地域转移到其他城市，一些特有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这个城市可能并不成型，比如“城市新地主”；同时，这个城市也可能会有一些北京城区所没有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所幸本研究不是定量研究，并没有从数字上概括整个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企图。从“典型性”出发来选取研究群体和具体调查对象，目的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初步探索需进一步验证的规律（下一节将对研究途径的选择做专门的讨论）。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1）
前文中提出了中间阶层兴起中的政治命题，讨论了其政治内涵，并进一步界定了中间阶层的范围。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建立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间的联系，从而展开对中间阶层的描述和解释，为最终的中间阶层政治命题提供分析基础。实际上，社会阶层或阶级是一个表述社会成员划分情况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社会生活划分为三个领域或三个层次。相关论述参考了《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第一个是结构层面。这个层面的内容是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各种客观社会关系。其中，经济关系是基础性的，包括商品和劳务领域中的生产和交换领域中的各类关系，特别是职业，财产等内容。另外，其他社会关系也非常重要，如声望、话语权力、谈判能力等。表现在政治上，即受公共权力体制约束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
第二个是意识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文化与心理层面，即在生存体验中建立起来的“抽象世界”，包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结构的主观态度和取向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文化。
第三个是行动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领域中个人或集体所做出的行为、采取的行动，包括他们作为私人、消费者、劳动者和公民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选举行为，以及他们在产业和政治上的组织方式等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参与。
毫无疑问，如果某个社会群体在三个层面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在结构层面上具有相同的地位，在意识层面上有共同体的认同，在行动层面上能够为共同的利益而进退，那么，这个社会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层。但实际上，完全一致的理想阶层并不存在，至少三个层面上的一致性程度并不平衡。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社会，都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每个人群都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可以找到自己的社会归属位置。就是说，无论持有何种价值观，无论是否接受阶层的划分，阶层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可以辨识的。但对于阶层的第二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阶层意识和阶层共同行动，充满了争论。另外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三个层面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如社会结构是否必然产生相应的阶级意识，阶层意识是否必然引发一致的阶级行动。
马克思和韦伯都承认阶层结构、阶层意识与阶层行动三个层面的客观存在，并且认为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就是说，当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等的人们彼此在生活经验、意识上发生重要的联系时，而且两者对人们作为消费者、劳动者或公民的行为——包括怎样生活、加入什么组织、支持何种政治党派等具体行动——有重要影响时，社会中就存在或形成了阶层。
但马克思的阶层理论和韦伯的阶层理论在三个层面之间相互联系的向度和紧密程度上有很大的分歧。
马克思所描绘的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非常严密，而且是单向度的，因果关系从经济与政治结构起始，到阶层意识，最后达至阶层行动。在生产关系中直接对抗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其他阶层纳入自己的队伍中，分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巩固壮大，并逐渐形成阶级意识、产业组织和政治组织。这两个阶级之间终将爆发革命性的冲突，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灭亡时这场冲突才会宣告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韦伯的阶层理论宽泛，阶层的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在因果联系上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层面间的联系不仅能从经济地位到意识、从意识到行动，而且也能够从意识领域到政治、经济地位基础。因此，不存在一种必然的顺序，即从阶级结构到阶级意识、到阶级行动的完整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任何可以解释这种发展过程的基于“阶级利益”的宏观理论，因为历史的可能性是多样和不确定的。各个层面的中心问题的范围也要宽泛得多：在经济结构层面上，中心问题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流通”领域和“市场”地位（尽管韦伯和马克思一样，认为拥有财产与否是阶级状况的基础）；在意识形态和行动层面，中心问题也包罗万象，意识层面包括伦理、宗教和社会地位等等，行动层面则既包括劳动领域和政治领域，也包括消费领域和分配领域。
可以设想一条连线，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