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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允许，送信的飞机每十天飞来一次，为这个岗位提供与外界惟一的联系。
当共产党人对美国所抱的支持和承认的期望减少后，共产党和〃迪克西使团〃的关系日趋紧张。从1946年5月开始，共产党人的反美宣传大量增加。然而，个人的关系依然友好，外出打猎，日常谈话，尤其是非政治方面的交谈，仍然像过去一样多。
在这一地区面临国民党军事活动增加的情况下，两个工作组继续合作。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件事，就是1946年4月的飞机失事。一架美国C…47飞机4月8日从重庆飞往延安，飞行30分钟后在西安北部飞行员被告知：延安的天气不适宜降落。飞机的无线电操作员收到这一消息，但是飞机继续飞往延安。大约12点，飞机要求1550千周的地勤信号。这是延安听到的他最后的话。第二天，三架飞机开始搜寻。共产党派遣骑兵团去陕西和山西两省人烟稀少的山区搜寻。
两天后，杨照辉从八路军司令部收到一个报告说：失踪飞机的遗骸在延安东北150公里处被发现，没有幸存者。因出事地点周围大约十公里有紧急降落带，所以4月17日开始把尸体空运到了延安。飞机上四个美国飞行员的尸体已毁坏得不能辨认，更不用说核实身份了。
在这次飞机失事中，几个重要的共产党人也遇难了，其中包括王若飞、前新四军军长叶挺、邓发和新华社的秦邦宪（又名博古）。为最后一名遇难者收殓遗体后，共产党人立刻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还专为美国人留出一个祭奠的地方。在有1万人参加的感人的葬礼之后，两架C…47飞机载着美国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飞往重庆。
1946年的整个春天，国民党对延安的空中袭扰不断，大多时候是进行侦察和拍摄照片。6月26日，一架带着国民党政府标志的B…24轰炸机，载着五名中国飞行人员和六名地勤人员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在机场降落。受过美式教育和训练的飞行员对共产党人说，他愿在延安避难，因为他反对内战。共产党人把他的飞机带到了附近的山谷，藏了起来。他们对杨照辉说：飞机将放在延安，他们不想用它。后来，当美国人检查飞机时，发现无线电设备、汽油和其他可分离的内部组件已经被拆走了。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6）
几天以后，国民党的两架P…40飞机侦察延安。后来，8月2日，国民党的七架P…47战斗机和一架B…25轰炸机也出现了。战斗机用机枪扫射了机场，发现了他们炸毁的B…24。B…25在城市上空转了三圈，第三圈时在距共产党司令部半公里的地方撂下11枚炸弹。共产党人声明，这个城市和他们的司令部成为轰炸袭击的目标。但是据杨照辉少校和8月1日参加延安联络组的詹姆斯·巴特勒少校说，三番五次的轰炸才使得共产党方面提出抗议。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军向安坪附近的共产党军队发起了进攻。月底前，几个军调处的战场工作组不得不撤离，实行持续停战的努力化为泡影。共产党开始退出工作组，进而缩小了实现和平的机会。国民党也退出了工作组，只剩下美国人成为无权的观察员。
美国代表华尔特·罗伯逊公开抗议国民政府代表蒋介石违反了休战协议。在7月23日给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抗议中，罗伯逊说，袭击、轰炸和侦察直接针对军人和平民。除非这些行动停止，罗伯逊害怕将来为工作组运送物资的飞机可能被击落。这将危及在延安的美国人的安全，所以需要有正确的空袭警报。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分不清轰炸机与运输机，这就要求北平执行部发送一个实用手册和一些照片过去，以便教他们辨认不同型号的飞机。
1947年1月，执行部的几乎所有活动都停止了。2月6日，执行部被解散。职能部门重命名为〃对华联络处〃。所有的美国人做好了立即撤退的准备。作为给共产党的最后一次服务，执行部把曾经用做确认执行部战场工作组成员身份的官方文件赠送给了延安图书馆。北平执行部还不断收到美国人从延安收集的共产党宣传材料的复印件。
当使团准备关闭时，形形色色的新闻记者继续访问延安。他们一见到延安的任何美国人总是问这问那。美联社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读者文摘》的弗雷达·阿特利、同为美联社的约翰·罗德里克、《纽约时报》的提尔曼·都丁（TillmanDurdin）、法新社的朱利斯·乔森（JulesJoelson）和来自太平洋关系学院的路易斯·罗星格（LouisRosinger），他们是这一时期来延安的记者。当国民党炸毁B…24飞机的时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好在延安。她写了一篇文章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了她〃听到〃和〃看到〃的。事实上，她既没有看到袭击也没有听到轰炸，目击者是杨照辉，他从气象塔上目击并拍摄了这个事故的照片。
英国作家罗伯特·潘恩（RobertPayne）于1946年6月来到延安。他参观了延安大学。在返回的路上，他的司机把车开下了悬崖，正好落在悬崖向外突起的部分。吉普车不偏不倚地坠落在恰似悬崖〃鼻子〃的部位。如果汽车掉到悬崖底下，潘恩和他的司机将被摔死或者受重伤，但是中途他们掉在了悬崖的斜坡上，吉普车钻进了一个猪圈，撞死了两头猪，汽车严重受损，但是潘恩和司机只是受了皮肉之苦。另一次，翻了一辆卡车。两次车祸都是因为司机缺乏控制军用车的经验所致，观察组遇到严重的运输问题，因为1946年4月大多数成员撤走时把卡车、无线电、发电机都给了共产党人。
这次事故之后，朱德将军问杨照辉是否需要一辆卡车自用。杨照辉没有反对，但是提醒说：中国人不能开着车到处兜风取乐。他建议他们做一个集中定期维修保养汽车发动机的池子。他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六个月后汽车将报废。
杨照辉在1946年被分配新任务，指挥联络组的任务首先传给了巴特勒，而后又传给了约翰·雷克（JohnLake）中校。雷克和巴特勒继续同共产党工作人员举行定期会议，获得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部署。11月1日，约翰·塞尔斯上校接替作为指挥官。人员不断减少的工作组继续协助飞机从南京或北平飞延安，试着同不断反抗的共产党增进友善。社交活动照样进行，但是有时他们很困难，不像先前那个样子了。一次，当杨照辉看共产党安排的一场演出，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一开始表演，他们的话就充满了反美的宣传。一会儿，这四个人出人意料地唱起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军队撤出中国去〃！杨照辉笑了，他对着舞台摇了摇手指，于是他的主人知道了他不喜欢受到猛烈抨击。然而，他的耳朵开始发热，在共产党狂热者中他作为惟一的美国人感到极不舒服。
不规律的物资供应和邮差业务在最后一年严重困扰〃迪克西使团〃的生存。杨照辉不断抱怨：美军已经把他和他们留下的几个人给忘了。一次他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提醒北平的执行部，因为他们提供的是汽油而不是柴油。如果没有柴油，在48小时内，无线电台将关闭。由于这一岗位的主要目的是通讯联络，执行部对他的提醒给以回复，派一架专机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燃料。
又有一次，杨照辉不能让执行部换掉一个坏了的发电机，他乘送信的飞机亲自飞往北平，告诉飞行员他的困境。飞行员说，他计划在北平待两天，之后他要飞往上海，在那儿他才能很容易找到发电机。杨照辉相信这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亨利·白瑞德（HenryByroade）将军，北平执行部的最高司令官发现他没有得到命令就来北平。他召见杨照辉去他的办公室，严厉地斥责了他。杨照辉怀疑北平执行部的人员担心他为未来贮藏供应物资，或者为了以后卖掉它们而赚钱。他在北平也注意到国民党的秘密警察跟踪他。可能因为他是从共产党的中心来的吧！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7）
被安置在这个岗位，杨照辉也忍受着单调乏味，因为手头几乎没人，也没有事可做。有一段时期，他是留在延安的惟一的美国人。大雨让住地的院子长满野草，杨照辉担心这个地方太难看，于是让几个人把草拔掉。他饲养的几只小鸡在共产党人的农场中也长成大公鸡，这让他非常高兴。他有充裕的时间，让妻子寄来成套的飞机模型，他能组装起来，逗附近的孩子们玩。他开始撰写1936年红军长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