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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际处境就变成这样：G…2和包瑞德上校认为我是代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目标分析方面的专家。但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却声明他们在延安没有代表……（但）考虑到我，军官们总是会与他们联系，如果因为情报通过了G…2而延迟了到达的时间，他们也会很烦恼因为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常被战区困扰，对此非常敏感，而且G…2的人手又不够，这种可能性就更经常地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倾向于对我负责。
斯特尔还抱怨一些问题，如G…2在分发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和报告的工作中表现不好。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情报是从不正式的渠道得来的，但〃我们在延安享受的大家的生活方式无助于按权力大小各司其职〃。不正式还会有其他一些后果。共产党对孙逸仙夫人非常尊重，并与在重庆的她频频通信。他们从延安用邮包装好转送信件。史密斯把信送到大使馆，再由他们转送到夫人手中，史密斯出于礼貌也没有问信来自什么地方。史密斯的父母是传教士，他精通汉语，出于好奇看过一两封信件，注意到信开头的尊称是〃亲爱的大姐〃。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运作时有时会和共产党产生一些矛盾。在这些情况下，〃迪克西使团〃通常都会充当调解人。1945年6月初，彼得金向迪奇汇报，四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翻译被抓住了，他们是在晋察冀地区经过交火后被缴械的。没有人受伤，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态度很恶劣。最终中国人被告知，这个分队的主要任务是与伪军联系并了解他们的态度，并看如果在他们的地盘上有军队行动，他们会做出什么举动。这个被捕的中国人不做翻译，但可以充当联系人，因为他自称熟悉当地人和当地的环境。
这个分队被称做〃猎犬〃，5月28日空降在阜平附近。这次空降看来是很成功的，但这一分队没有无线电设备，因此一直没有它的消息，直到后来延安方面说，这一分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尽管一直都在努力把这一分队解救出来，战区指挥部还为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但这些人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战争结束。共产党是在这一分队向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开火后把〃猎犬〃俘虏的。这些共产党人否认他们收到过这一分队要来访的通知，并颁布了一个命令，宣布从今以后任何身份不明的团体如果在这里出现，都会被同样处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得知美国战略情报局准备向一些在黄河北岸的伪军队伍投放武器和装备。他们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说，这些伪军只对付共产党而不打日本人。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9）
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希望提高〃迪克西使团〃的级别，以便配备无线电设备网，并要求战区给使团更多的人员。魏德迈不答应这一要求，而是建议美国战略情报局要学会如果不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事要尽量削减行动。
1945年8月中旬，当他们试图开始工作，也就是要占有和掌握城市的档案时，日本人投降了，所有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分队面临着与共产党的冲突。古斯塔夫·克劳斯（GustavKrause）当时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的头目，告诉赫普纳，他并不认为这些组织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8月24日形势开始明朗了，他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因为一个由约翰·伯奇、三个美国人、七八个中国人、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团体乘火车从桂林、安徽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地进发。25日他们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遣队，伯奇和他们谈话，给他们一些西瓜，而他们则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小组通过。伯奇的人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严厉〃，但当他们告诉他，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时，伯奇说，〃不用担心，我想看看共产党人是怎么对待美国人的。如果他们杀了我，我不在乎，因为如果那样美国会用原子弹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他们的小队又碰到另外两组士兵在毁坏铁路及电话线，他才愿意让中国士兵与他们同行，上尉董庆胜（TungChin…sheng）介绍了情况。
董去找兵站的一些士兵并要求见负责的军官。尽管士兵们比较好斗，但还是带他去见一个军官了。董告诉这个军官，他和伯奇的分队是属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但他们接到命令要去苏州。董听到这些人窃窃私语，〃这儿又来了一批间谍，我们最好先解除他们的武装，等了解事情真相后再把武器还给他们；要不就把他们全部杀了〃。
然后士兵们就带董回到伯奇那儿，他悄悄告诉了伯奇刚才所听到的。伯奇把手背在背后去见共产党的军官，说话的态度非常无礼和尖刻。他还揪住了一个士兵的后脖领，于是共产党向伯奇和董开枪，然后把他们扔到沟里去了。伯奇死了，但农民们救了董。日本人经过时把他带到一个日本战地医院治疗，并发电报告诉汉口的中国将军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来，他们又把董转移到了一家汉口的普通医院。
共产党俘虏了伯奇团队的其余成员。8月30日，魏德迈在赫尔利大使家中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然后在重庆又一次会面。他强调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要求共产党就此事做一份报告，并要求释放关押中的美国人。他还对释放〃猎犬〃施加压力。这次会面的详细情况及毛泽东要求对这事做调查的指示被送到了延安观察组，又送达朱德。因此，伊顿，然后是〃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很快就能建议空地救援队把三个〃猎犬〃组成员带到瓦洛夫机场并送到西安。
后来，董因枪击事件责怪了伯奇，强调如果这个人保持冷静，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了。指挥伯奇的官员也倾向于肯定董的估计。他们把他描述成一个过于热情的狂热者，他这样的人容易殉难。在战争期间他就曾认为日本人是〃反基督教的〃，在日本人失败后他又把这一称呼加在共产党身上。但是，伯奇事件或许延长了〃迪克西使团〃的存续时间，因为随着共产党和那些野外分队的关系越来越敌对，〃迪克西使团〃成为中国战区共产党控制地区惟一的情报和政治信息来源。它还是惟一的直接、持续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联络的组织，因此也可以作为一种维持一些友好关系的工具。他们主要是通过个人往来，通过监督当地中国的气象站，有时还运送经过特别批准的供给如药品，就通过这些方式维持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它没有按照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去发展，但〃迪克西使团〃起到了各种作用，甚至到日本战败后还在发挥这些作用。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委托人之间的嫉妒和竞争。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它没有适当的军事支持，而且它的内部也是不统一的。他们也知道〃迪克西使团〃是战区禁止与共产党打交道的例外，起初他们还想以此为资本。中美合作所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贬低和污蔑多诺万的人员的机会，说他们〃与共产党共事〃，因为很多参与〃迪克西使团〃的人都建议更进一步全面地与共产党接触，迈尔斯和戴笠指挥之下的宣传工厂因此能获得更多的材料。中国共产党发现美国人并不愿意支持他们在未来中国的任务，对此越来越失望，只是保持着礼貌。在美国想避免卷入可能撼动中国的战后剧变但并不成功的同时，中国的政策却注定会影响战后多年美国的政治思维。
第八章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
马歇尔使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也是延安观察组历史的一个里程碑。首先，它使人们意识到〃迪克西使团〃的存在。同时，马歇尔的访问对观察组的个人也有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1）
1945年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辞职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与此同时，他随意流露出来的震怒同样也让人感到惊讶。这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人士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中抨击道〃我们所'宣扬'的政策与我们实际的国际'行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还抱怨说：因为他想要撤掉的专业人员乔治·阿特切森和约翰·谢伟思已经被调到美军驻亚洲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手下。据赫尔利所言，乔治·阿特切森和约翰·谢伟思继续支持共产主义和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赫尔利的激烈言辞引起了白宫的回应。杜鲁门得知赫尔利在公开场合发泄怒气，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