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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虽然有组织的旅游业使人们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但中国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得以维持。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许多经验，但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
但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书的海洋里，寻找将来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部庞大生产机器中尽职而可互换的零件吗？持不同政见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如何？他们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异议者是如何被处置的？
中国对劳改营中各类人的处置受到苏联的启发，但又的确是以中国方式而不是苏联方式发展起来的。一位法中混血儿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度过了7年贫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适应营中生活，并于l964年法国承认中国后获释。他写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于中国，父亲是法国军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从小和中国伙伴一起长大，相貌、谈吐都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在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学会了法语和英语，并在中国持有法国居民护照。1945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美国第五舰队宪兵部队和美陆军犯罪调查部中做一名民事专家。1953年，他在北京一个西方使馆中工作。1957年12 月，在反右运动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动被判处12年徒刑，在中国劳改营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过了7年的劳改生活，成为几百万劳改大军中的一员。劳动改造不同于劳动教养。他于1964年戴高乐承认人民中国以后获释；随后，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现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师。
1969年，《生活》杂志驻巴黎记者鲁道夫·卡尔明斯基在莫斯科机关工作两年后来到巴黎，听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们俩经过3年合作，写出《毛的囚犯》一书。不久，卡尔明斯基“发觉吉恩和我们写的书都不是反中国人，甚至也非反共产主义的（这真令我惊异不已）。坦率地说，他在劳改营中受到强制劳动，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干部的正直与尽职”。
此书确实独特，也许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像比尔·辛顿1966年写的《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一样，书中将对话、人物性格和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编织在一起，并创造性地把苏联的劳改营同中国的劳改营做了偏向于中国的比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笔调，详细描述了对他的一次严厉审问，但这一事件是以言行绝对忠于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古代孔老夫子的学说认为，通过教育和引导，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个人必须完全驯服并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证实了研究者从与逃往香港的广东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国劳改营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团”。在现代美国监狱及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强制的监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种非正式的次文化结构，这种次文化结构控制着囚犯并阻碍着他们的改过自新。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并不重视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于政治犯的管辖之下，这也许能促进生产，却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国人则避免了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说，中国对劳改营的管理十分有效，并能从中获益；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他们知道单靠强制并不能使犯人努力劳动。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间，中国的制度是用饥饿作为一种主要的惩戒，再加上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和自我鉴定作为自律手段。除劳动外，主要重点放在学习和自我改造上。对进过劳改营的上百万人来说，这种经历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数人在刑满后，就留在劳改营工厂做一名“自由工人”。他们能在严格的纪律下享有一些权利，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是彻底改造好的具有生产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后，在一个审问中心关了15个月．由看守人员严密监视。12 名同室犯人经常互相鼓励，要改过自新，并感谢政府给了他们赎罪的机会。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但关键在于要绝对服从领导。
包曾被领进一间布满可怖刑具的审讯室，他起先大吃一惊，后来被告知，这是从国民党时代保留下来的一个博物馆。在他整个服刑过程中，肉体拷打是严令禁止的。监狱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几乎常常占去整天的时间。囚犯们都低着头，不顾左右地一溜小跑。他们都严格按时做各种日常工作，包括按时像“一群佛教徒一样”盘腿坐在床上反省。一周内有5 天用来坦白、审问。每个人都要和审问者绞尽脑汁周旋一番。包共写了700 页的坦白材料。星期天政治学习，星期二打扫卫生，包括互相传递一只“指甲盒”。监狱工作人员每月收盒子，将指甲卖给中药店做药材。这笔钱可用来每四个月组织一场电影。在这个拘留中心的15个月中，包只“吃过一次米饭，从未吃过肉。被捕后6 个月，我的肚子凹了下去，由于身体和通铺接触，关节处开始出现特有的青紫块”。由于缺乏维生素，他开始掉发和脱发。“我们必须集体学习，互相监督，对得起政府”，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学习中常穿插着斗争会，这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文明的、由许多人甚至几千人对一个人的批斗，其中夹杂着威胁、侮辱和纯粹的肉体折磨。被斗人不能自卫，甚至连说明实情的权利也没有”。这种斗争会可以持续不断地开下去，直到被斗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养一种革命热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规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两小时午觉，“任何一个睁着眼的人，都会收到书面批评。如果批评次数多了，就要开斗争会。我们都很听话，像乖顺的孩子”。
审问结束后，包看到揭发控告他的档案材料。他发现各种各样的朋友、同事都写了批判材料，现在轮到他写批判别人的材料了。“我们要你改过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们揭发与你有关的人，我们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别人是你赎罪的好办法。”
阻止犯人抱团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同室犯人根据每人提出的要求，自己决定每人的伙食定量。没人会帮助朋友吃好点，这样就避免不了互相批判、斗争。最后，包受到审判。“不用解释，问你，才许回答。我们已指定某某人为你辩护。”辩护律师做了简短的说明：“被告已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因此，不需要任何辩护。”等候宣判时，包被转到位于风景怡人的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实验科学仪器设备厂。他在那里和其他犯人一起，把3 尺长2 尺宽的纸折三次，做成书本纸。晚上供12 个人睡觉的大床板，白天要拆掉做工作台。一开始，新到的犯人很难达到每天30 为张纸的定额，但平均定额是每人每天4500 张，而政府的要求是仪翔）张。每人的伙食定量根据劳动表现而定，新来的犯人每月31 斤，一天能完成3000张的每月41 斤。劳动时间为每天上午5 点至晚上7 点半。熟悉一段后，包每天能折3500 张了，但他的体重掉到只有l00斤。到他离开这个工厂时，指甲几乎掉光了，但每天能折1 万张纸。最后他被判处12年劳改。也许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的宣判相当明确。在许多情况下，较短的刑期如10年徒刑，是不对本人宣布的，让他觉得是20年或无期徒刑。这样，当他被告知已刑满并成为自由工人时，虽然仍在劳改营，但会觉得自己的刑期显然缩短了，并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
包在关押一年半后，才同妻子和几个孩子中的一个会见了6 分钟。囚犯会客前要被彻底搜查，衣服内衬要用剃须刀割开检查；会客时，必须隔着木栏大声交谈。但这也比“丢脸的会见”好，因为如果哪个犯人敢于顽抗，不服管教，管理人员就把他家里人找来对他进行斥责，劝告他努力改造自己的言行。
1958年至1959年，囚犯们也卷入了当时的运动。监管人员催促包写对自己服刑及所犯罪行的感受，包因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并写到政府对他的关心是伪装的，政府需要的是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