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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被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还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致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设计师们高兴地预期总有一天能随心设计改变人类细胞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出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药物，如放射性一样可以导致基因的变化。诸如选择一种杀虫药这样一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决定了人们的未来，想想这一点，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这一切都冒险做过了——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的低下判断力而感到无比惊奇。有理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种，怎能采取这种方法既污染整个环境、又对他们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胁呢？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做过的。此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检查出原因也没有用。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亩产量的措施，并且付给农夫钱而不让他们去生产，我们的农场生产出这样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的纳税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亿美元还多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农业部的一个支局企图减少生产，而其它州则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样：“通常可以相信，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谷物亩数的减少将刺激对化学药品使用的兴趣以在还留有庄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又有何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是说就没有害虫问题和没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说，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立足于神化般的设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不要将我们随着昆虫一同毁掉。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随之而带来一系列灾难，这是我们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昆虫居住于地球——这是一群非常多种多样和和谐的生物。在自从人类出现后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幸福发生了冲突：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一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
传播疾病的昆虫在人们居住拥挤的地方变成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卫生状况差的情况下，象在自然灾害期间，或者是遇到战争，或者是在非常贫困和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于是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变得很为必要。这是一个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严肃事实，大量的化学药物的控制方法仅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但它却给企图改善这种状况带来了更大威胁。
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面积土地精耕细作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的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与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来自然界有了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种类。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它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干其他情况下。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国的大城镇的街道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建设起的美丽景色受到了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一种由甲虫带来的疾病扫荡了榆树，如果掺杂混种使榆树与其他树种共存，那么甲虫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现代昆虫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对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原来生长的地方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的生态学家查理·爱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态学》一书中对这个世界性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地描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大海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使生物发现它们自已已被限制在如同爱登所悦的“巨大的、独立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儿它们与同类的其他伙伴隔绝，它们发展出许多新的种属。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年以前，当这些陆块被重新连通的时候；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个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代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是永恒地随同植物一同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几乎20万种植物。在美国将近90种植物的昆虫敌人是意外地从国外进口带过来的，而且大部分就仿佛徒步旅行时常搭乘别人汽车的人一样乘植物而来。
在其故乡数目不断下降的这一天然敌人，在新的地区中，由于缺乏对它们的防治手段，一种入侵的植物或动物可能蓬勃发展起来。这样，我们最讨厌的昆虫是被传入的种类，这不是偶然的。
这些入侵，不管是天然发生的，还是仰仗人类帮忙而发生的，都好象是在无休止地进行。检疫和巨大的化学药物运动仅仅是买取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面临的情况，正如爱登博士所说的：“为了生和死，不仅仅需要寻找镇压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代之的是，我们需要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可以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许多必需的知识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在我们政府的机关里雇用他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象下雨似地喷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有许多办法可行，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巳陷入一个迫使我们接受低劣、有害的命运而失去意志和判断如何是好能力的迷惘之中？这种想法，用生态学家波·斯帕特的话来说，就是：“理想化的生活象仅把头露出水面的鱼一样，在它自己环境恶化的容许限度上缓慢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建在枯燥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完全是我们敌人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仅仅不是十分悲惨的世界上呢？”
但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建立一个无化学毒物、无虫害的世界的十字军运动看来已在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环境保护办事处那里焕发起巨大的热情。在每一方面来看，存在着证据说明那些正从事喷撒药物的工作显示出一种残忍的力量。康莱尤卡特的昆虫学家尼勒·特诺说过：“进行调解工作的昆虫学家们的职务好象是起诉人、法官、陪审、估税员、收款员和司法官在执行任务。”对农药最恶劣的滥用不管在州还是在联邦的代理处内都在毫无阻拦地进行。
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所争论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促使大量的人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使他们知道。如果说民权条例没有提到一个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由于受限于他们的智慧和预见能力而无法想象到这类问题。
我进一步要强调的是：我们己经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它们在土壤、水、野生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