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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濒于绝境的孟昶问计于群臣，宰相李昊说：“成都既已无法可守，不如就此见机纳土称臣，尚可以保全身家。江山者，得之于人，失之于人，又何恨焉！”孟昶觉得这几句话倒也实在，便叫李昊起草文书向宋军投降。李昊是四川的老笔杆子，文章倚马可待，前蜀的降表也是他一手炮制，轻车熟路，自然不辱使命，成都市民之好事者，夜间在他府门上，大书“世修降表李家”六字，真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
投降避免了围城战，成都得以保全，百姓免遭涂炭。王全斌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在升仙桥街口代表朝廷受降。因为没有进行过激烈的反抗，赵匡胤对孟昶君臣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至于孟昶本人入朝后七天即得病死去，情节可疑，猜测虽多，迄无定论）。至此四川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如果不是王全斌在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的话。当时赵匡胤曾下令，凡后蜀军队中的可用之兵选送京师补入禁军，而且要从优发给路费补贴，可是王全斌擅自减少朝廷核准的数额，又纵容部下去敲诈勒索，蜀军心存怨愤，在出川的路上（还只走到绵阳）造反作乱，几天功夫便发展到十多万人，形势愈演愈烈，宋军屡战屡败。这时，成都城里还有三万降卒，怎么处理？毫无策略观念的王全斌听任部下大开杀戒，一批一批，杀了个精光。这对于川人的反抗自然是火上浇油，十七个州公推叛军首领全师雄为兴蜀大王，朝廷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眼看就要付诸东流。
幸好东路军里还有一个政策观念很强的曹彬，他的军队从入川起一直纪律严明，颇得川人好感。龟缩在成都城里无法动弹的王全斌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只好请曹彬收拾局面。曹彬深谙军事和政治两手并用的原理，更知道在这场平乱战争中政治攻心的作用将更为重要。他和全师雄的军队在新繁接战，由于战前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对叛军官兵晓以利害，动以感情，战斗刚开始，叛军纷纷倒戈，登时阵脚大乱。全师雄见大势已去，带领残部逃奔郫县，后又窜往灌口。经此一战，形势逆转。但乱局既已形成，短期实难收拾，这边压下去，那边冒出来，几经反复，直到966年冬天，全师雄病死，四川全境才逐渐平静下来。
灭蜀只用了两个月，平叛却用了两年，时间账不说，损失账更是难以细算。赵匡胤看到了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政策和策略是何等重要。它确乎是开创和维护一个权力体系的生命线，各级官员，都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把兼具谨慎持重和胆略决断的老部下吕余庆派到四川，以参知政事（副总理）的身份知成都府事。由于吕的资格老，原则性强，打击那些胡作非为的骄兵悍将敢下狠手，秩序混乱的成都在最短时间内平静下来，蜀中百姓也归心于新朝的统治。
七百年后，张献忠在成都也当了两年皇帝。1640年，他曾一度窜入四川，呆不下去，又突围而去。1644年，他再度杀回四川，并在成都称帝。1646年，清兵入川，张中箭身死。在四川的前后三年时间里，他一共杀了多少人，很难精确统计，大约至少以百万计吧！据信有的州县已经是所余无几，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那种大型移民活动的迫切性里，可以想见当时他杀戮的疯狂程度。这样残暴的外来政权，成都和四川人民当然憎恶，不过因为它过于凶残而且相对强大，一时组织不起成规摸的反抗。至于张献忠，大约因为年轻时遭遇的悲惨，始终燃烧着一种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破坏的欲望，特别是到了后期，眼看覆亡已不可免，更是恨不得全世界为他陪葬，所以他毫无忌惮地提出杀人的口号，还要找出人类该杀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按他的逻辑，人类应该消灭。这样一种极端仇恨人类的理念及其实践，在旧的教科书里竟被说成是“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成都和四川千百万惨死的冤魂，地下有知，当同声为之一恸！
漫谈大学校长
？ 黄俊伟
研究中国现代大学史的不少学者都认为，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能很快摒弃“中体西用”的思维，引进之初便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接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便迅速办出了一批具有当时国际水平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并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等一大批国际上领先的学者（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时，所持的仍是“中华民国”护照），归其因，是当时有一批能睁眼看世界的大学校长。实际上，看过去的大学，大致如看一个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个性的形成，依赖于校长的风格。校长譬如大学的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学才有所指望，大学个性才有所依附。
（一）
眼下谈到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很多人都喜欢引用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观点。其实，研究中国过去大学校长的谱系，会发现既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共性，又持有个性特色之教育理念的校长决不仅仅只有蔡元培、梅贻琦两人，而是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显著人群，可以说，每一所学校的发展定位都体现了其校长的教育家品质。
1932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视为办学的核心价值观。他在一篇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具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校长郭秉文提出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及办学要做到“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执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校长，在其就职演说《中央大学的使命》中将“诚朴雄伟”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和学风。据罗家伦先生解释：“诚”乃诚实真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待人要以诚相见，求学需戒虚浮焦躁，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它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指学习需“崇实而用笨功，方能立朴厚之学术气象”；“雄”乃进取争胜，积健方能为雄；“伟”则寓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避免流于小巧，行事需立意高远，育人者开拓维新，受教者博采众长。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校长认为国人存在“贫、弱、愚、私、散”五种毛病，因此，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确定了南开办学的五项原则。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并将这五项原则归纳为南开校训“公能”。唐文治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着力推行其“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主张，制定了“勤、俭、敬、信”四字为交大校训，强调尚实的中心就是“求实学、务实业”，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