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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安于蜀都”，自己必须“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讨贼，讨贼，讨贼！
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最后还是没有能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这不是因为付出的主观努力不够，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和既定的目标之间差距实在太大。客观条件的不利，只要力所能及，他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改善了（比如后勤补给线太长，粮草不继的老问题）；有的却不是他可以改变的，比如曹魏的国力和军力以及司马懿的才干等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主观条件的不足，则主要表现在他本人和他手下的将领缺乏临敌制胜的指挥才能。关于这一点，写《三国志》的陈寿作过如下的分析：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
诸葛亮本人对此大概也有所认识，他在《后出师表》里写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才弱而敌强也。”这就是说他深知自己面临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他接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一直不停地打下去，即使那结局是作为一名失败者“死而后已”。
诸葛亮是历史上少见的伟大政治家，因为他身上具有政治家所要求的全部素质，历史对他的几乎没有争议的评价就是证明。以他的才识和干练，却把毕生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明知其必然失败的事业，不能不说是他个人和历史的一大悲剧。诸葛亮从入成都到去世凡二十年，史书概括他的治绩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因此，四川和成都的民众，多少年来，对他的追思和传颂，“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民众是很容易满足的，你给他们留下了点滴美好的记忆，他们就会永远缅怀你。作为政治家，在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损害民众的利益，诸葛亮连年兴兵，人、财、物的消耗给蜀中民众造成的负担和牺牲不难想见，可是民众不埋怨反而歌颂他，无非因为他对百姓怀有的一点仁心。陈寿指出，孟子所说的“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就是这个道理。
二
司马氏在263年灭掉了蜀汉，四十年后，四川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政权——304年，巴氐人李雄自立为成都王，两年后改称皇帝，国号为成（成都这回真是“名副其实”了，就是“成国的京都”）。
所谓巴氐人，意思是生活在川东的氐人，原来叫賨人。自东汉后期以来，氐族被军队招募或豪强裹胁来到中原的日益增多（董卓从甘肃出来时，一次就带来氐、羌族士兵十万之众），中原长期战乱，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变成了没有根基的流民，再加上晋元康年间闹饥荒，从略阳、天水一带流入川北、汉中地区的氐人达数万家。流民生活艰难，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朝廷要将他们遣返原籍。这时李雄的父亲李特兄弟几个（本都是地方豪强），以所谓巴氐人的身份赈济“同族弟兄”氐族流民，并向官府请求就地安置，这些举动，大得人心，流民们纷纷归附，不到半个月，李特兄弟就纠集成一支近三万人的队伍。流民们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和朝廷军队对抗。李特很有点政治头脑，学刘邦的样，和四川百姓约法三章，而且还“施舍振贷，礼贤拔滞”，于是“军政肃然，蜀民大悦”。队伍拉起来的第二年秋天，就打到了成都外围地区。由于胜利来得太快，李特犯了轻敌的错误，把部队分散，结果中了敌人的招数，大本营被偷袭，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李特死后，儿子李雄继续率部众转战于川中、巴东等地，势力又一天天壮大起来。到了太安二年（303年）冬末，梁州刺史四川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宣布投降，李雄进驻成都，第二年十月，由部下拥戴为成都王。他改元约法，赐爵封官，俨然一个小朝廷。此时的西晋已经在“八王之乱”的骨肉相残中风雨飘摇，奄奄一息。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湘、鄂西的巴氐人看到他羽翼已丰，纷纷归附这位“民族救星”。这算是一份“人和”，再加上“天时”（晋室南渡，立足未稳，而军阀作乱；中原则是前赵和后赵的混战）、“地利”（秦岭巴山，谁敢轻易作翻越之想！），李雄这个北至汉中南达云贵的小朝廷，得以保持了四十年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资治通鉴》里说的“是时天下大乱，而蜀独无事”。
四川能在周边的混乱中保持局部的安定，和李雄个人的作风以及由他制定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史称李雄“虚己好贤，随才授任”，他以极谦卑的姿态聘请蜀中的大地主、大名士范长生当丞相，“长生博学，多艺能，年近百岁，蜀人奉之如神”，没几年，范长生死了，李雄又用他的儿子范贲为相，当然是希望他继续保持父亲的政治影响并且遵循既定的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做领袖的人最重要的品质。由于用人得当，首先在司法方面，“刑政宽简，获无滞囚”；其次在文化方面，“兴学校，置史官”；再次是实行了宽厚的赋税政策：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至于徭役，“事少役希”，而且“新附者皆给复除”。这样的政策，直接效果就是“民多富实……年谷屡登，乃至闾门不闭，路不拾遗”。当然，执政宽松也难免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弊病，比如爵位的滥溢、官员的贪墨以及军纪的松弛等等。所以说“宽严”实在是一个不好掌握的尺度。
李雄的任皇后没生儿子，其他嫔妃生子十余人，都不太令他满意，他把哥哥的儿子李班立为太子，认任皇后为母。大臣们不同意，请李雄从自己的儿子里面挑选一个，道理很简单，“先王立嗣必子者，明定分而防篡夺也”。可是李雄有自己的说法：“吾兄（李班的父亲李荡），先帝（李特）之嫡统，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逝，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他主意已定，怎么劝也不行。太傅李骧（李特的弟弟）哭着说：“乱自此始矣！”还真是一语成谶！两年后，李雄病倒了，金疮复发，遍体流脓，“诸子皆恶而远之，独太子班昼夜侍侧，不脱衣冠，亲为吮脓”，对比之下，李雄更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没几天，李雄死了，李班即位，政事全交给辅政大将军李寿，自己在宫中守丧。李班为人“谦恭下士，动遵礼法”，但却全无心计，不是个当皇帝的材料，两个月不到，就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李雄的亲儿子李期即了帝位。李期靠政变上台，少不了要清除异己，建立清一色的帮派权力体系，一伙小人把持政务，才俊之士，非贬即杀，国势日见衰落。
李雄的事业就这么垮下去了，根本原因是接班人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也怨不得李雄，立储以德以才，能说是错了么？问题是德和才的标准常常失之空泛或片面，而且观察角度的差异必然带来结论的偏颇，何况还容易被假象所掩蔽。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只会为争权夺利者提供行动的口实，所以，历来礼法的制定者提出了以嫡以长的原则，虽然按这个原则并不一定能保证皇帝的质量，但至少能避免眼前的动乱。硬是碰上“嫡长子”是个暴君、昏君，也没有办法，只能让那个时代的百姓认命。其实，究竟应该怎样确定接班人，古往今来，这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下永远也解决不好的问题。
李期的统治勉强维持了三年，国中岌岌自危的人太多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原先的托孤老臣李寿身上。李寿起兵，摧枯拉朽，很快杀进成都，把李期身边那伙人一概捕杀，李期本人贬为邛都县公。下一步怎么办？李寿的亲信，一部分主张用成都王名号，向东晋称臣，一部分坚持继续称帝。李寿命巫师占卦，巫师说：“可数年天子。”主张称帝者说：“一旦足矣况数年乎！”主张降晋者说：“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而李寿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后即了皇帝位。上面这几句简短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