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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文字是阴性的，这个“喜闻女人香”的老唐璜每每写得婉媚自怜，不食人间烟火，有股子妖气，怪异得很。他爱用大词和简略的单字，以期制造一种诗化效果和“望之俨然”的气度，并“着力于经验日常的超验性”（黄锦树语）。他的文字看似琐碎如细锦，充满了日常场景，事实上在最关键的细节处理上，他往往由实入虚，自我超拔而出，将现实的文字意境化为诗意的审美意境，如日月山川、岁月河山、大信贞观、慷慨大志、清扬静好、荡荡乾坤等字汇比比皆是，他将这一切称为“人世的风景”。这个人世的风景是如此的悠远，“仿佛镜头一下子拉长，遂使一时一地的此情此景，给万象与千年一衬，平添出一份深邃与庄严”，“呈现着一种俯瞰的智能”。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云淡风轻，不着痕迹，作者如狐，早已遁迹而去。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他的一套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论者黄锦树认为，胡兰成在如此操作下，原该属于自省的向度被外化为一种审美的直觉，一种性高潮式的暂死性狂喜，目的既是为了将自我疏离，从当下超拔而出，居于尘世之上，而成为超越者，视万物为刍狗。“于是人世远远的退去成为风景，于是世界便是他直观的表象。于是爱便是告别。他的亲的另一面便是不仁。情即不情。一切都成了本心的游戏”。
其目的若当真如此，文字好与不好又有何意义？它只是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如此一来，无论生逢如何乱世，身负多少情债，爱恨情仇均可凭一念之转，即当下启悟、当下解脱。在这种“审美大于伦理”的逻辑之下，任你世事如何离乱、朝代如何兴亡，人间诸般悲凉，写来皆可波澜不惊，文意沁凉。“这是一种典型的被供养的、养尊处优、玩弄光景的名士心态”（黄锦树语）。
如此看来，胡兰成的文字是既不传统也不现代，既不愤世也不疾俗，既不好侠也不近儒，既没有过剩激情也没有苦闷悲凉，他只是雅，但雅得刻意而又可疑，雅得世故而又怪媚。朱天文说“兰师的文章是这样最最中国本色的文章”，他实在一点也不本色，相反，他倒有一点狡猾，有一点机灵（如他机灵的逃脱），而“机灵之弊也狡”，也即是马一浮在《论老子流失》中对道家流弊的批判：“他只燕处超然，令汝捉不到他的败阙，不奈他何。以佛语判之，便是有智而无悲，儒者便谓之不仁。”“其病根所在只是外物，他真是个纯客观、太客观的哲学，自己常立在万物之表。”今人初读之下，觉得胡文“惊艳”，实在是汉文字的悲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及至毁庙堂、烧典籍的“文化大革命”，正统的“国学”训练已基本断绝了。此一“文明的断裂”一时难以接续，但如古人所言的“礼失求诸野”，“廊庙”不在了，还有一个“民间”，一俟“海晏河清”，它便又活泼泼的活转过来，但绝不是胡兰成般的复活。
胡兰成的最大问题其实不在他的文字如何，文字只是表象，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他所持的那一套观点。他的哲学思想驳杂无序，且自以为是，多有可笑处。他自述说：“……又则我既不是出身书香之家，读书又不过是去望了一望大学的门墙，没有资格沾得一点学问的流派，我倒是听听人家的，但是人家不听我的。而我却幸而遭遇了今世纪西洋在物理学上和天文学上的新发现，以及西南亚细亚、埃及与印度地下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我是以婴儿的感知力，不藉什么方法而直接去学得，我一路听话，跟从冈洁与汤川秀树一直到得那数学与物理学两门学问的源头，于是我舍了他们，独自一人更通过上头而走了出来，我乃提及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与再建礼乐之世的革命新案。”他的思想见解总括起来不外是：西洋文明是野蛮文明，是“文明贼”，早已败坏腐朽，只有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思想才是救世之道。他以《易经》为原点来统括诸般科学，如马一浮著《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固执地认为“自然科学可统于《易》”；又以诗礼教化参悟天理人事，其理论根基便是《周礼》的《三纲五常》之说和《诗经》的温柔敦厚之美。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昔日的南海康圣人，以其乌托邦式的巨著《大同书》，以整个地球为其视域，建构起了一套保皇维新、虚君共和的大同世界，其想像力之丰富，竟梦想在巴西建造另一个中国，因其纬度与中国同也。而胡兰成关于祭政一体的政制想像，与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好有一比，且更保留了士与《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传统文化中轴。
胡兰成的这些观点，表现于《山河岁月》、《中国的礼乐风景》等书中最为明显，有些地方颇令人惊艳，如吉光片羽，珠玑满眼，让人似有所得。如：“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学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的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今番世界的劫毁到来时，西洋是全灭，如果不是有中国文明的理论学问来开出新的纪元，日本亦会灭……没有发明卦爻与礼乐的理论学问的民族背境，是虽有天才亦不能发明创新时代的思想的。方今的革命思想惟中国人才有。”初读之下，还是很能忽悠人的，但细究之，却又不知他的这种自信来自何处。他下结论是基本不讲史据的，他的结论先于材料，凌驾于材料之上，辩无可辩，仿若一个自成系统的妄想症般的封闭结构。在《今日何日兮》、《革命要诗与学问》、《闲愁万种》等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大自然的究极五法则”，即自然意志与息法则、阴阳法则、绝对时空与相对时空统一法则、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循环法则。他是将自然物理人文混为一谈，以老子《道德经》、《易经》等传统形上学为根底，再混杂进一些新的物理学知识，如宇宙论、本体论、相对论之类的；这个理论颇具野心，企图形成一个体系用以解释一切。但他的表述实在不够严密，毫无逻辑可言，“随口说说”而已，难免给人以“科普”之讥。其实他连做个合格的科普工作者都不够格。这五项法则中，后面四者早已有人说过，只是他的新说法更加荒唐而已。比如相对论，他说“栅内的海水是相对的，栅外的大海之水是绝对时空”，这就有点无知加无聊了。即便是第一点“意志与息”，似乎也是传统哲学范畴中“气”的翻版。“息”是什么？他说“大自然的息是‘无’”，胡秋原讥之为“胡扯”，“但我要说，中国‘息’字是‘生’之意。‘与时消息’即‘与时灭生’”。“他连哲学上基本名词之意义都不懂，还要乱谈哲学！”除此之外，他又好像是在谋划一个庞大的革命新案，在为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文明规划一个光明的前景，一个礼乐乌托邦。他的诸多言论，动辄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框架来谈，像是唯美主义的政治哲学，又像是民粹主义的文化招魂，且带有巫魇气。他不同于左派作家的激情热血满怀抱，他没有救赎之心；也不同于五四浪漫主义的自我剖白、自我张扬，他不屑于用情人世间，只是一味的不当真。他的诸般识见所由驳杂，非儒非道，非仙非侠，非官非野，非巫非禅，却又综合了这一切：儒家的亲敬、禅宗的观照、道家的性灵、释家的轮回，再加上一点科普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对人事的温柔与缠绵，混合了这些底色的胡兰成为我们端上来的是一盘什么样的饕餮大餐，已是不言自明。难怪有论者质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当真的吗？是信仰（如一些死硬党言或党徒），还是策略（作为翻身的资本）？以他的聪明，说信仰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