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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部递交报告，自愿脱离国民党。其后，他应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之邀，北上担任总编辑。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经过一个短期培训班培训后，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
我们共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报社职工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工资以小米计算，一般的编辑记者，每月收入小米五百斤左右，约合人民币旧币四十多万元（1953年币制改革时，定为一万比一），收入偏低。当时长达十二年的战乱刚刚停止，各行各业处于恢复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大家认为理应共渡时艰，因此工作都十分努力。
报社职工经常加班加点。编辑们下了夜班，白天又加班编增刊，自得其乐。1950年实行休假制度，每人可以休假十天。有些人休息了四五天以后，就回到报社上班，说是天天闲着真过不惯，宁可来干活。朱沛人是其中的一位。可以看出，他和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举行。朱沛人和我都兼职去采访，在他的提议下，《进步日报》编辑出版了有关比赛资料的小册子，由工厂的小青年抱着到比赛现场去出售，受到了球迷们的欢迎。那年秋天，在他的建议下，报社编辑出版了时事日历，为报社增加了一些收入。编辑的全部工作则是无偿的。
当年年末，在天津市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朱沛人被公安部门定为历史反革命，被管制两年，从编辑的岗位上调整到报纸检查工作。《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他调到北京参加贸易合作组的编辑工作。我则到社长办公室，后来又调作驻地记者，联系不多了。
1957年5月间的鸣放阶段，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几篇短文。他对当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和社会风气提出一些批评，是完全合乎政府一再提出的鸣放号召的。但是，文章既不合乎他的身份，又不合乎上司的要求，乃被收入右派网中。又因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过要职，于是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1965年，朱沛人从北京通县的监狱转押到黑龙江东部的监狱，又苦熬了三年，终于1968年服刑期满。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刑满并不释放，而是分配到嫩江农场九分场工作。除了每月能拿到三十二点五元的工资，并享有可以到食堂买饭菜、到合作社买东西的“自由”外，其他方面和在押犯相差无几，在农场被称为“新生”，也被称为“二劳改”。这种人物，我在云山畜牧场所见甚多，无论精神上还是活动上，都和劳改犯相仿。他们回家探亲是要经领导批准的。
朱沛人成为“二劳改”以后，曾经几次调动工作。最自由的是往嫩江县城关农场的职工医院给托儿所烧炕的日子。他白天挑水、烧炕，天黑以后，孩子们回家了，两间房子的两铺大炕，就剩下他一个人，不再有什么人来监管。他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躺在炕上无拘无束地听听广播，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真的可以说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那是1975年。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这一年冬天，竟然遇到了一位命运相同的熟人——《文汇报》原驻北京记者谢蔚明。老谢和他的遭遇完全相同，也是划了右派，又判了徒刑，到了北大荒，又成了“二劳改”。过去，他们虽然来往不多，北大荒一见，正所谓“千里他乡遇故知”，使他们都感到喜出望外，原来，这时的谢蔚明是奉命陪伴一个病人到职工医院来的。
2003年，他们这次相会的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上海谢蔚明的寓所，听他回忆了他们1975年会面的一些情景。
“他使我大吃一惊”年已高达八十六岁的谢老对我说：“他衰老得使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人像是缩小了一块，头发几乎脱光了，消瘦得只剩下一张三角脸。他本来脸发黄，这时候变得黢黑了。他的右手受过伤，拇指伸不直。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黑色棉衣，俨然一个叫花子。”
“但是，他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借助一只半导体，他从套话连篇的新闻八股中，从现实生活中，依然感到国家局势的混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对我说，妻子八年前不堪困顿的生活，故去了，只有五十三岁。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孩子们一面。”
他们在一起聚会了三天。两位老友同桌而掬，抵足而眠，促膝谈心，互相倾诉压在胸中近二十年的积郁。临别时互道珍重，相期再见。然而，朱沛人已经没有机会了。
1976年，朱沛人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仍然一心想着一家团圆，但已是重病在身，1977年4月11日，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凄然死去，终年六十一岁。他的一儿一女在他去世后十天赶到当地，只看到大荒原中的一座低小的孤坟。他们只能捧回一抔黑土，作为永久的纪念了。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搬家次数达一百八十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将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投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十七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