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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准尽管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却体现了阐述关于doxa的批评标准的一个有希望的开端。十七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准备接受家教事务中的怀疑论、科学和实际事务中的可错论，对于不仅在自然哲学范围内而且在法律、历史等范围内发展一些评价doxa的法典的兴趣也提高了。但这个萌芽中的附有可错论的怀疑论很快就蜕变成一种奇怪的准辩护主义。继刚刚引证的可错论的论点之后，人们并未阐述关于doxa的有趣的新批评标准，并未阐述接受、拒斥、尤其是比较可错的理论的规则。可错论者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doxa的第二世界的评价：好的doxa是由好的心理所接受的，这种好的心理与辩护主义的好的心理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既然他们认为关于好的doxa的标准与关于episteme的标准是一样的，这种准辩护主义的可错论与独断论之间的区别就仍然只是语词的区别。
为了更好地理解早期可错论向辩护主义的退化，我们应该切记本质主义者把命题分为两类：被证明是最终真理的命题和不是最终真理的命题。由于真理、最终真理和已经证明的真理的这种基本合成，可错论的主要问题不全是象波普尔现在的逼真性概念那样估计（通常是谬误的）命题与真理的差距，而是要估计命题与最终真理的差距。当格兰维尔谈到“逼真性”或“或然性”程度时，他指的是与最终真理的差距。所有较好的doxa如托勒密的或哥白尼的天文学都被假定是同等真实的：虚假命题可能具有大量可以比较的真理内容这种观点，是波普尔的观点，它与当时那个时代的观点是不相容的。这种早期可错论的问题是命题与被证明的最终真理的距离有多近，而不是与真理的距离有多近。
残余的怀疑论者又怎么样呢？让我们记住，当可错论者准备重视doxa时，怀疑论者却不这样做。但他们也不得不设法解决
实践行动的问题。几乎没有怀疑论者主张由不作判断必然得出放弃行动的结论。他们中没有人象休谟那样戏剧性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休谟认为，我们根据由自然造成的信念行动，关于事实问题的信念（或关于价值判定的信念）“是把心灵置于［某种］环境中的必然结果”。于是怀疑论者宣称，所有事实陈述“都显然是不能够证明的”。但它们可以得到“来自经验的、无可怀疑、无可反对的论证”的支持，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因此，自然的证明弥补了理性证明的缺乏、因而，怀疑论者就可以服从自己的已经证明的自然信念。并根据这种信念行动。在书斋中，这种援和了的休谟式的怀疑论者是真正的怀疑论者，而走出书斋，他就是一个务实的人，依赖于证明。然而，“证明”的标准是心理主义的，而这种心理主义不能与辩护主义的心理主义分开、事实上，休谟式地区分理论与实践就是区分怀疑论的理论与以“内心确信有把握的假说”为根据的独断论的实践。
在辩护主义庇护之下的可错论与怀疑论的这种奇怪的统一应对思想史上的许多混乱负责。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统一？使可错论和怀疑论屈服于独断论的是什么？回答很简单：是牛顿的胜利。牛顿的胜利打垮了怀疑论和可错论；又给了辩护主义二百五十年的寿命；把宽容的启蒙变成了好战的启蒙；把真正的可错论的决定性发展推迟到了爱因斯坦以及波普尔的时代。
2 牛顿的方法论与牛顿的方法
（
a）牛顿的问题：标准与成就之间的冲突
伟大的艺术作品可能会改变美学标准，伟大的科学成就可能会改变科学的标准。有关标准的历史就是标准与成就之间批评的（但不是过分批评的）相互作用的历史。
按照当时的辩护主义标准，牛顿的理论不是知识。因此，要么必须拒斥牛顿的理论，要么必须放弃辩护主义的批评标准并代之以符合牛顿成就的标准。而事实上，结果是一个奇怪的妥协：在“已经缓和的怀疑论”或“实证主义”的名义下，建立了一种新的不那么严格的辩护主义；人们同意了一个奇怪的弥天大谎，即牛顿理论完美地达到了这些较弱的标准。这一谎言维持了几个世纪。
为了理解牛顿派的妥协，让我们看一下十七世纪科学批评的标准形式。
（科学的）怀疑论者一再重复根据证明和无限倒退来论证的古老的方法：他们喜欢指出敌手的论证前提是未经证明的，并要求证明这些前提；指出所谓未经定义的术语并要求对这些术语作出定义。但是，这种批评很快就成了单调乏味的和不令人信服的。怀疑论者用另一种方法即怀疑论的理论增殖来补充这种方法，偶尔也获得了成功。怀疑论者喜欢证明：被证据所大力支持的那些理论并不是唯一地被该证据所支持的理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说明，在这样一种认识论的绝境中，人们所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情是不作判断。怀疑论的理论增殖，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更好的猜测（怀疑论者认为，所有的猜测都是同样猜测性的），它的目的在于使人不相信猜测，制造对猜测的怀疑，从而“反驳”、根除一切猜测。但事实上，没有出现任何能够“抵消”牛顿理论的竞争理论。
更为危险的批评是那些（科学上的）怀疑论者的批评，这些科学怀疑论者是（宗教上的）独断论者，他们的批评针对牛顿理论与神学的不一致性。
但是，与怀疑论者的攻击相比，使牛顿派更为担忧的批评是来自与他们同行的自然哲学家的批评。在这一领域中，这些自然哲学家本身就是独断论者。对一个独断论学派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来自内部的批评更有威胁了，因为这种批评威胁着他们的纲领的直接生存。主要的威胁来自笛卡儿派的理性主义者。正如牛顿派自己所做的那样，本文主要集中论述这个威胁。
（b）牛顿派反对形而上学的批评
笛卡儿理性主义者的主要武器是形而上学的（或“本质主义的”）批评。这种批评是以这样一个假定为前提的：只有最终真理才应该接受到知识体中，宇宙“本质”结构的一般特点是可以先验地认识的。
笛卡儿派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用许多可能的方法通过不同的假说来“保全现象”，但这还不是科学。科学开始于第一假说，这第一假说实际上可以由先验的、自明的第一原则演绎出来（或许要借助于某种似乎可能的辅助模型）。这样，这个假说即“中间原因”就被证明了（并通过该证明成为“可以理解的”）。
笛卡儿派还认为中间原因可以由现象归纳出来：而且，某些中间原因只能由实验推出。但是，虽然这种预备性的归纳可能是令人鼓舞的，然而它们还不是证明。而只要没有证明，结果就只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科学。笛卡儿派声称，牛顿的理论没有在他们的意义上被证明，因为它不能由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导出。
早在1688年，法国人第一次评论牛顿的《原理》时已经指出，他的万有引力理论“并未被证明；因此，以它为根据的证明就只能是力学”。惠更斯1690年在给莱布尼茨的一封信中谈到牛顿的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