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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波普尔满可以反驳说，这个“肯定的解答”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武断的约定。理性主义者需要对归纳问题有一个肯定的解答，因此他就假定了一个。但是，正如罗素所说的：“假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方法有许多好处，正如偷盗比诚实的劳动有许多好处一样。”
然而，为什么我们对一些这样的形而上学假设比“已经接受的”基本陈述要更加怀疑呢？为什么不把波普尔顽固的约定论由（不相信地）接受某些时－空土特殊的陈述扩展到容许同样接受（我的“硬核”中的）一些普遍的陈述，甚至更进一步，容许接受某个虚弱的、猜测性的“归纳原则”呢？为什么波普尔认为一些荒谬的陈述如“任何东西都不能获得超过光速的速度”或“两个超距质量之间存在着引力”具有高度合理的科学的（尽管如我提到过的那样，不是真正认识论的）地位，却把“物理学比占星术具有更高的逼真性”这样似乎有理的陈述归之为“动物的信仰”？为什么只要未提出其他重要的选择，就只应该接受一项“基本的”陈述，而不能接受一项“形而上学的”陈述呢？
这样，波普尔反归纳战役的第三个矛头就导致了休谟式的关于人类实践行为和应用科学的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实际上，只有肯定地回答归纳问题，才能把波普尔的理性主义从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中拯救出来。
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我的确认为我对波普尔分界问题的解答的批评在他本人建立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传统中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我对他的归纳问题的“解答”所进行的“批评”只不过是一个尝试，以搞清楚他自己的逼真性理论对于归纳问题的全部含义，从而在古典怀疑论与他的可错论之间作出尖锐的明确的认识论区分。我希望他能够接受我对这两个问题的修正。
［1971年附加的部分：」波普尔为了澄清他对归纳法的见解，现已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论文。波普尔的“猜测的知识：我对归纳问题的解答”的大量章节，对我的“归纳逻辑问题的变化”（作为第2卷第8章重印）及本文作了回答。
我感兴趣地看到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波普尔现在接受了我以前的一些建议。例如，现在他把大胆等同于非特设，即等同于超余的内容，而不是等同于内容。现在他也放弃了自己长期坚持并顽固辩护的学说：即一个未被反驳的理论的证认度不能小于它的任何推断的证认度。相反，他现在大大地接近了我在“对预测的理论支持与对理论的证据支持”中所概述的见解。不幸的是，他错引了一个观点，并将这一观点明确地归之于我的著作：他声称我“觉得，如有可能给［他的］‘证认度’确定实际数字，就可以在概率主义的归纳理论的意义上将［他的理论］变为归纳主义的理论”。波普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这样”，我也看不出。在他向读者指出的我的文章第410－412页上我没说过任何这种话，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关于归纳法这一主要问题，波普尔的“猜测的知识：我对归纳问题的解答”中没有任何新东西。他对我要求有一归纳原则的诉讼提出了“批评”，但完全没有触动我要求这一原则的论证。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第四章 为什么哥白尼的研究纲领取代了托勒密的研究纲领？
导言
首先，我很抱歉在哥白尼诞生五百周年之际，强求诸位听一个哲学发言。我之所以作此发言，是因为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专门的方法，当进行科学哲学的辩论时，以科学史予以裁夺。当时我认为，在一些当代科学哲学中，哥白尼革命尤其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验例。
我想首先我必须非常概略地说明一下，我目前考虑的是哪些哲学上的争论，以及编史学批评如何可能有助于判定其中的一些争论。
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科学理论进行规范评价的问题，尤其是阐明一个理论之具有科学性所依赖的普遍条件的问题。后面这个评价问题的特例在哲学中称为分界问题。维也纳学派、尤其是波普尔使分界问题受到广泛注意。波普尔想要证明，某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其实是伪科学的，因此，这些理论并不比占星术好。分界问题并非一个不重要的问题，要想解决分界问题，还要进行大量研究。在此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维利科夫斯基事件说明，科学家无法轻易地明确表达出可被外行（或如我的朋友保罗·费耶阿本德所提醒我的那样，可被科学家自己）所理解的标准，以便根据这些标准把对一个自称构成了革命性科学成就的理论的拒斥辩护为合理的。
评价的问题与新理论为什么出现和怎样出现的问题完全不同。对变化的评价是一个规范问题，因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对变化的说明（对理论的实际接受和拒斥的说明）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我认为康德对“评价的逻辑”和“发现的心理学”所作的分界是完全正确的，想混淆这一分界只能产生一派空谈。
普遍化的分界问题与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解决应给予我们这样的指导即什么时候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是合理的，什么时候是非理性的。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普通标准使我们能够根据该标准断定1616年教会对哥白尼理论的拒斥是不是合理的，或者断定1949年苏联共产党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拒斥是否合理。（当然，我们可能一致认为禁读《天体运行论》和杀害孟德尔论者都是很可惋惜的。）再举一个当今的例子，现在所谓的美国自由派拒斥詹森及其他人将遗传学应用到智力上，这种拒斥是否合理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不过我们可能都同意，即使决定拒斥一个理论是应该的，也不应给该理论的顽固支持者以人身威胁；而且，“如果对［一件事情］不懂、不会、甚至不闻，就不应对该事情进行任何指责。”）
1 “哥白尼革命”的经验主义的论述
首先让我对“哥白尼革命”这一术语下一个定义。即使在描述的意义上说，这个术语的应用也是含糊不清的。人们经常把它解释为“一般公众”对于我们行星系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这一信念的接受，但无论哥白尼还是牛顿都不坚持这一信念。无论如何，由一种流行的信念转向它种信念，并不属于科学史本身的范围。让我们暂时不管各种信念及心理状态，而只考虑陈述及其客观的（即弗雷格和波普尔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内
容。尤其是，让我们把哥白尼革命看成这样一种假说，即地球绕太阳运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运转，或更确切地说，行星运动的固定参考系是固定的恒星，而不是地球。这种解释主要被那些认为孤立的假说（而不是研究纲领或“范式”）是恰当的评价单位的人所持有。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一方法的不同说法，并指出这些说法是如何失败的。
我先来讨论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将哥白尼假说的优越性归之于直接的经验的考虑。这些“实证主义者”不是归纳主义者，就是概率主义者或证伪主义者。
严格的归纳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是由事实推论而来，而另一理论不是由事实推论而来，那么，此理论便优于其竞争理论（否则两个理论都是臆测，便无所谓优劣了）。但是，即使最彻底的归纳主义者也已避免将这一标准用于哥白尼革命，人们很难坚持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由事实推论出来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承认托勒密和哥白尼的理论都与当时已知的观察结果相冲突。然而，许多杰出的学者，如开普勒，声称哥白尼“象一个借助于拐棍走路的盲人一样，由现象、外观、结果”导出了他的成果。
尽管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如玻思、阿钦斯坦、多林等，仍然相信有可能由（业经选择的？）事实演绎出或正确地归纳出理论。但从贝拉明到休厄尔，许多人严厉地攻击和批评了严格的归纳主义，而迪昂和波普尔最终推翻了归纳主义。但是，笛卡儿派的破产以及一般来说心理主义逻辑的破产和博尔扎诺－塔尔斯基逻辑的兴起，决定了“由现象演绎”的命运。如果科学革命在于发现新事实并由新事实作出正确的概括，那就不会有哥白尼（科学）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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