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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话中，没有一个字谈到如何认识接近真理的标志，全部话不过是说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科学游戏以希望更加接近真理。但是皮浪或休谟曾有过丝毫反对“认真”或抱有“希望”的表示吗？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全部问题，我简要地分析一下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
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是，正如我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的战役中，（至少）有三个逻辑上独立的问题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分。
（1）第一是反对归纳主义的发现逻辑的战役。归纳主义的发现逻辑是培根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只有当一个发现由事实所引导，而不是被理论引入歧途时，它才是科学的。科学家必须首先清除他头脑中的理论（或确切地说，是偏见），然后自然界才会对他成为一本打开的巨书。这种学说已经遭到了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儿和康德的反对，但是甚至他们也区分了误人的坏理论和直觉可以识别为真的好的先验原则。自由的、创造性的猜测和经验检验的方法，只是分阶段由休厄尔、伯纳德经过皮尔斯，最后到柏格森派发展起来的，而在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中则达到了无比的明确和有力，波普尔的分界标准把这种发现的方法及科学的进步与归纳的事实收集及“形而上学的”臆测区别开来。在这一战役中，波普尔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社会心理学上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少在科学哲学家中，培根的方按现在只有最偏狭的和最无知的人才认真地加以接受。与此同时，他还对科学增长中猜测和经验的作用提出了肯定的理论；但这一问题并非到此为止，我希望我已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2）波普尔进攻的第二个矛头是针对一种先验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或确认理论的纲领的。这一纲领假定有可能以逻辑的确定性确定任何一对命题的“确认度”，这种确认度表征了第二个命题对第一个命题的证据支持。这种函数服从概率计算的公理。这个纲领的中心是（通过对宇宙的有限的或无限可列举的可能状况定义一个分布函数）来构造一种先验的元科学，从而使人们能够计算确认函数。这样，确定性就从实际的科学转到了可能的元科学中，元科学进而又为科学提供了一个已经证明的确认理论。这个纲领是由剑桥哲学家（约翰逊、布罗德、凯恩斯）开创的，汉斯·莱欣巴赫，然后是鲁道夫·卡尔纳普则成了其最坚决和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尽管显露了退化的研究纲领的一切特点的“归纳逻辑”在社会学方面仍是一个兴隆的事业，但在这一战役中，波普尔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波普尔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二个组成部分的一个缺点是他决心一举获取最后的明确的胜利、其办法或者是证明卡尔纳普的方法是矛盾的，或者是证明如果归纳逻辑是可能的，那么，给定证据，理论的优点就在于它的不可几性而不是可几性。他没有认识到，通过揭露一个研究纲领的退化并发展一个竞争的纲领来同它作战（在此例中是同一个非经验的纲领作战）不可能是一个快速的过程。我希望我对他的战役中这个矛头的阐述也会有助于澄清他的某些观点。）
但是，可以在一种更强的意义上来解释波普尔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二个矛头。可以说它是用来反对任何无误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能为科学陈述领域确定一业经证明的尺度的归纳原则，无论这一原则是概率主义的还是非概率主义的。
那些懂得波普尔反概率主义逻辑的论证，但不懂这一更为普遍的要旨的科学哲学家们，仍在制造非概率主义的确认逻辑，有一些很具有独创性。
（3）波普尔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三个矛头是不容易看出的。它默默地而又顽固地拒绝接受任何将波普尔的分析的理论评价（如内容和证认）与逼真性结合起来的综合的归纳原则，这构成了第三个矛头。但为什么我们要从合理性中排除猜测的归纳原则呢？为什么要把科学的应用归结为它的“动物的”、“生物的”机能呢？波普尔反对辩护主义归纳原则的有名论证（即它不是导致无限的倒退便是导致先验论）在本例中是错误的。波普尔的有力论证仅适用于一种原则，这种原则可以作为（局部时－空的）逼真性（如波普尔的证认度）的已经证明的测度函数的前提。猜测的归纳原则只有对怀疑论的独断主义者来说才是不相容的，他们认为，证据的全面缺乏与强烈赞同的结合只表明了动物的信仰。休谟式的怀疑主义的悲观论者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结论。康德式的独断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应该消除的“哲学耻辱”。但是对波普尔式的可错论者来说，他们认为猜测的形而上学至少可以在原则上加以合理地评价，它既不应该成为屈从怀疑论的原因，也不应该成为导致先验论的原因。只有这种将证认与逼真性联系起来的猜测的形而上学才能把波普尔与怀疑论者分开，并将他的观点，用费格尔的话说，确立为“介于休谟与康德认识论之间的一个第三者”。
我与波普尔在1966－1967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从这些讨论中获益很大。但我却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在我所说的“他的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三个矛头”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可能永远不会一致。原因并不是我们的分歧太大，而是非常小。全面的怀疑论与谦卑的可错论之间的区别是那样的小，以致人们常常感到是在从事一场纯字面的诡辩。应该把我所倡导的“归纳原则”归结为“合理持有的推测”、甚至可能是得到了微弱的“辩护的”推测呢？还是应该把它归为受达尔文主义生存斗争制约的十足的“动物信仰”呢？在我的“归纳逻辑问题的变化”的结尾，我插入了三页纸的一小节，论述“波普尔对‘可接受性3’的反对”（见第2卷，第8章）。恐怕这一节价值不大，因为，虽然在我对“可接受性3”的冗长的学究式的论述中，我想对古老的归纳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肯定的解答，但这个“解答”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是很遗憾的。一个解答只有被置身于一个重要的研究纲领中或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纲领时，只有当它产生了新的问题并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解答时，这个解答才会使人感兴趣。但这种情形只有当这种归纳原则可被足够充分地表述出来，从而人们可以；比如说，根据它的观点批评我们的科学游戏时才会发生。我的归纳原则试图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科学游戏。但它是用一种特设的方式来说明的，而不是用“纠正事实的”（或“纠正基本价值判定的”）方式来说明的。特设的说明非常接近于纯语言变换，虽然它们也可以是些建议及保护未来发展的巧妙措辞。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被波普尔禁止了，当时他严厉宣布：“至于归纳逻辑，我不相信它的存在。当然，科学的逻辑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应用演绎逻辑的一部分，即检验理论的逻辑或知识增长的逻辑。”相反，我认为，“知识增长的逻辑”（除了波普尔的逻辑－形而上学的逼真性理论之外）还必须包括某种将科学标准与逼真性联系起来的、推测的、真正认识论的理论。
我想正是由于目前猜测的归纳的形而上学的薄弱使波普尔不愿意理会它。我理解他的观点。然而，虽然“重言式的”评价和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是同样不可反驳的，但是把一种评价解释为重言式的和把它解释为形而上学的，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哲学区别的。因为这种选择（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是以纯否定态度来解决归纳问题的怀疑论与以暂时很弱的肯定态度来解决归纳问题的可错论之间的选择。由于拒绝接受一个“薄弱的”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波普尔不能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微光与全黑区分开来。没有这个原则，波普尔的“证认”或“反驳”，我的“进步”或“退化”，就仍然是在纯游戏中所授予的尊称而已。有了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不管它是多么地薄弱，方法论的分界理论就可以由武断的约定变为合理的形而上学。
当然，波普尔满可以反驳说，这个“肯定的解答”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武断的约定。理性主义者需要对归纳问题有一个肯定的解答，因此他就假定了一个。但是，正如罗素所说的：“假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