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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饮用的醇酒。饮酎时，诸王、列侯都要奉献黄金助祭。奉献黄金的数量
按照食封的户口计算，每千口奉金四两，称为“酎金”。“金少不如斤两，
①
色恶 （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叫作“酎金律”。偷工减料、以
少充多、以次充好的事情，以前屡有发生，从未当作大事来抓。公元前112
年，武帝令少府严格检查酎金的重量和成色。抓住证据后，武帝以“献黄金
酎祭宗庙不如法”的罪名，夺去了106位王侯的爵位，占当时列侯的半数。
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享“衣食租税”，
在王国内没有行政权，封土而不治民。后来，汉人常以“郡”、“国”同称，
说明二者是同级的地方区划；以“守”（郡太守）、“相”（王国相）并举，
表明他们是同级的地方官吏。通过上述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
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2）削弱相权，建立中朝
汉景帝以前的丞相，大都是开国功臣，身为列侯，位高权重。所有国家
大事的决定，法令的制订，百官的管理，丞相无不参加，甚至有权斩杀其他
官吏。惠帝时曹参为相，用黄老术、不治事，日夜饮酒。惠帝叫参子曹窋婉
②
转进谏，曹参以“陛下垂拱，参等守职”为由，坚持不改。申屠嘉为相时，
文帝幸臣邓通在殿上不敬，申屠嘉当即严斥邓通，还责备文帝说：“陛下幸
③
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后又召邓通至相府，
要将其斩首。文帝派人说情，申屠嘉才把邓通放走。由此可见看出丞相权力
之大，以及皇帝和丞相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
景帝时，高祖功臣尽没。景帝开始削弱丞相的权力，以功臣子列侯继为
丞相的陶青、刘舍等人无所称于世。武帝初，外戚窦婴、田汀啵纸尽�
横，皇帝与丞相的权力冲突时有发生。武帝继续削弱丞相的权力，加强皇权。
公元前124年，武帝打破了汉初以列侯为相的惯例，任命从“贤良”对策出
身的公孙弘为相，拜相后，才封他为平津侯。从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独占
相位的局面结束，一般地主也可以做丞相。选用丞相层面的扩大，表明了君
主集权的加强，因为“布衣卿相”更为听从皇帝的旨意。
武帝又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中，选拔了严助、朱买臣、严安、
主父偃等为郎，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让他们出入宫禁，随侍左
右，顾问应对，参议军国大事。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受到重用，权力增大。
① 《史记·平淮书》，注。
② 《史记·曹相国世家》。
③ 《史记·申屠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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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原是少府属官，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仅相当于县令。依照汉制，上书的
人须将章奏誊写两份，副本交由尚书拆阅。这时，武帝规定大臣们的章奏不
能直接进呈给皇帝，要先选送尚书台（尚书令的官署）。尚书认为内容可取，
再将正本转呈皇帝批阅，否则就“屏去不奏”。这样，重要政事决定之前，
丞相往往就不知道。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管传达文件。国家的管理实
权逐渐由相府向宫廷转移，丞相的权力受到削减。不仅如此，武帝还严惩有
过失的丞相。他在位54年，用丞相13人，其中有的“有罪自杀”，有的“下
狱死”，有的因过免职，只有4人善终相位。所以当武帝拜公孙贺为相时，
公孙贺竟伏地大哭，不受印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少有的。
武帝任命亲信近臣为高级侍从宫，让他们同大臣辩论政事借以参预国
政，使宫廷机关组织不断扩大和掌握了国家实权，逐渐出现了“内朝”与“外
朝”的划分。《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说；“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
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
内朝是皇帝直接控制的宫廷机关，掌握了参决国家政务的权力。而以丞相为
首的中央政府构成的外朝，则逐渐退居为执行政务的机构。由于内朝官接近
皇帝，便于参与国政，所以能在国家权力机关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内朝官
地位低下，便于皇帝控制；再者，内朝官多是皇帝宠信的近臣，能够较好地
贯彻皇帝的意图，不受外朝大臣的牵制。内朝与外朝的划分，是中国封建行
政体制的重大变化，它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历
①
史必然趋向 。对以后2000年的中国封建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3）实行新的选官制度
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
②
景帝以前“吏多军功”；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
③
中、议郎等，“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就是皇帝的侍从。汉初，郎的出
身主要有两途：（一）任子，二千石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举荐子或弟一
人为郎；（二）赀选，不是有市籍的商人，拥有财产10万钱（文帝时减为4
万），可任郎官或做一般官吏。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就从郎官中补授。在
④
这种选官制度下，“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难于选拔
到真正的人才，不能适应日益加强的封建专制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后，除继续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实行了新的选拔官吏制度。
一是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
①
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荐的对象有吏有民。
① 张晋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第64 页。
② 《汉书·景帝纪》。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④ 《汉书·董仲舒传》。
① 《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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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成为定制。到公元前128年，武帝又针对郡国察举
不力的情形，诏令各郡国必须按规定举人。郡守、王国相如果“不举孝，不
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以此督责察举制度的实行。
岁举孝廉制比任子、赀选制度有所进步，在这种制度下，官僚的选举突破了
官僚阶层，可以从较大范围内选择有能力的人来充当官吏。
此外，武帝还令公卿、郡国举茂材、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擢选了一
些人才。这类选举属于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
其次是征召制。对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武帝下诏召见，
如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的制度，天下吏
民上书言事有可取者，也授予官职。
第三是博士弟子制度。秦朝以来的太常博士各有受业弟子，但博士弟子
的选择和任用，还没有定制，也没有共同的受业校舍。武帝在长安城外，为
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名为太学。公元前124年规定：博士弟子名额50
②
人，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入学后免除本人赋役。
这是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若干人，由郡县
官吏选择优秀少年充当。正式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