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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多数观察家认为，今生今世“狡猾的迪克”将与政治无缘了。但实际上尼克松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暗中仍在积蓄力量，谋划东山再起。1968年，他抓住民主党总统因越战政策失误而大失民心的良机，冒险出山，打出了结束越战、从重打击刑事犯罪、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旗帜，再次出马竞选总统。凭着屡败屡战的韧性和高瞻远瞩的谋略，他终于险胜民主党对手，登上了总统宝座。
虽然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但尼克松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作为一个职业政客，他一生中相当多的一部份时间不得不花费在其本人深恶痛绝的各种竞选活动中。他虽然靠竞选出人头地，但历次竞选期间经受的巨大精神压力、目睹的世态炎凉和媒体对他的刻薄攻击和讽刺挖苦，以及一度连遭败绩的惨痛经历，都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另外，尼克松的口才和仪表平平，缺乏伟大人物那种举重若轻、超凡出众的个人魅力（Charisma），而且早年还有被联邦调查局和著名律师事务所拒之门外的尴尬经历。这些因素和经历对他的性格影响颇深。当年深受尼克松提携、重用的基辛格博士曾在回忆录中多处描述了尼克松既刚愎自用、过份自尊又优柔寡断、自负自卑的性格。曾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中出任首席经济顾问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注意到，尽管尼克松是自威尔逊总统（任期1913…1921，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以来智商最高的美国总统，但这位总统大人平时的谈吐行事却不够自信。
对于即将来临的1972年总统选举大战，尼克松疑神疑鬼，焦躁不安。一方面，他极想连任总统，以美国历史上首位干满两届副总统和两届总统的身份主持1976年美国独立二百周年庆典；另一方面，他又缺乏战而必胜的信心，对竞选连任的前景忐忑不安。尼克松左右的亲信知道，1960年大选以千分之二差距“险败”，对尼克松身心伤害极深；1968年大选以微小差距“险胜”，同样使尼克松胆颤心惊。为了确保在1972年大选中获胜，他的竞选班子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寻找能够击中民主党候选人要害的重磅炮弹，以求增加竞选胜利的保险系数。
三、“沉默的大多数”和“管子工”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是影响尼克松连任的最大障碍。越战失败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而且引发了国内的分裂和动乱。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规模空前的黑人种族暴乱、激进失控的校园反政府运动与因军费浩大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相互交织，使美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序和混乱。在1968年向尼克松移交这个烂摊子时，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忧心忡忡地说：“当前国内外的各种问题，也许比林肯以来的历届总统面临过的问题都要严重。”
尼克松是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崇尚实力地位，他结束越战的方针很明确，那就是“先打再谈、体面撤军”。在他看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只有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上，接受对美国有利的停战条件。用他自己的话说：“法国曾为留在越南而战，美国却为撤出越南而战。”（尼克松：《不再有越战》＇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可是，这种“先打再谈、体面撤军”的战略必然会引起国会、新闻媒体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中，甚至高度机密的外交政策也是通过各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体现的。除了总统、白宫幕僚和行政机构之外，其它各种力量如国会、政党、利益集团、新闻媒体、民意、思想库等同样参与或影响决策。这种宪政民主体制的明显弱点是极易泄密、相互扯皮和决策效率低下。法国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认为：“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它政府。”（〔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0页。）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戴斯（Louis D。Brandeis，1916…1939任职）也曾指出：“1787年制宪会议奉行分权原则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要杜绝专权。”
作为政界老手，尼克松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弱点洞若观火。为了尽快摆脱越战僵局，他独断专行，铤而走险。1969年2月，尼克松连招呼都不向国会打一声，下令秘密轰炸北越在柬埔寨的军事基地和军用公路“胡志明小道”，悍然将越战扩大到柬埔寨。柬埔寨当时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巴不得美国空军早点儿把北越军队炸走，所以对美军狂轰滥炸一声不吭。而北越自知在中立国建立军事基地理亏，挨了炸弹却也不敢声张。这样，这场不宣而战的秘密战争开打几个月后才被《纽约时报》于1969年5月9日曝光。尼克松如此目中无人、大胆妄为，把参众两院议员们气得死去活来。
轰炸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国内更为激烈的反战抗议浪潮。尼克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遣数万美军大举入侵柬埔寨，彻底扫荡北越的后勤基地。更有甚者，他后来冒着与中国和苏联摊牌的风险下令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封锁北越领海，切断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前任总统们十几年来不敢任意胡来的事，尼克松一夜之间几乎全干了。这一系列战争升级行动激起了全美各地空前绝后的反战高潮，大学校园里瓦斯弥漫、警棍横飞，国会两院中争执不休、吵成一团，一些国会议员强烈要求弹劾“战犯”尼克松。
新闻媒体当然更不会放过尼克松。1969年4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尼克松提出了结束越战的几套预案，其中包括一项单方面撤军的参考预案。五天之后，《纽约时报》就透露消息说美国正在考虑单方面撤军。对南越阮文绍政权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北越军民则士气大振。同年5月1日，《纽约时报》又泄露了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国防机密，其中包括美国战略导弹系统的各种改进方案。尼克松对泄密恨之入骨，他告诫白宫幕僚：“切记，新闻界是我们的敌人。”
更要命的是，1971年6月，国防部前雇员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出于反战目的，将工作之便获得的一批美国越战决策的绝密文件捅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在越战问题上误导和欺骗了美国人民。由于这些文件涉及国防机密，联邦司法部心急如焚，要求联邦法院立即下令禁止新闻媒体发表绝密文件。司法部认为，公开这些绝密文件，其后果将是增加美国军人的伤亡，破坏盟国之间的合作，极大地增加与敌方谈判的困难并延长越南战争。
可是，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纽约时报公司诉美国＇New York Times Co。v。United States，1971＇）中以6比3三票之差拒绝了司法部的请求。在法院判决书中，大法官斯图沃特（Potter Stewart，1966…1986任职）有针对性地指出：“与议会制政府的总理相比，美国总统在国防和外交这两个重要权力领域中拥有巨大的宪法独立性。”“由于缺乏宪法在其它领域中的制衡机制，对国防和外交领域的政策和权力的唯一有效的限制只能来自开明的公民团体。只有具备必要信息和批评精神的公众舆论才能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斯图沃特的结论是：“尽管我认为政府行政部门关于秘密文件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我不能说文件的透露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直接、立刻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结束越战问题上尼克松扮演了一个难度极大的角色。他既要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又要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促成停战和撤军，同时还要应付国内反战运动、新闻媒体的抨击、政府内部的泄密和坚决维护新闻自由的联邦最高法院。面对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局面，为了稳住阵脚，缓解危机，尼克松采取了两项影响深远的措施：一项是向“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直接呼吁，另一项是下令建立白宫的反间谍班子─“管子工”（Plumbers）。
“沉默的大多数”是尼克松发明的政治术语。按照尼克松的保守观点，那些鼓噪抗议、反对越战的人其实只是美国社会中的少数人。这些反战分子焚烧国旗、拒服兵役、诋毁上帝、放任自流、吸毒乱交。由于新闻媒体的撑腰，他们游行示威、大喊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