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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是值得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层面上去解读和追索的。
批余批到今天，怪异的噩梦缠绕着社会的文化空气，变异的个体像跳蚤一样藏在霉味的褴褛里，灵魂变得不真实。这个时候，哪个每天写字的文化人若说自己喜欢余秋雨的书，必遭轻诬。朋友们买余秋雨的书都是偷偷地买，仿佛从前走进书店的探子，要在脸上贴一块膏药或者用半张废报纸遮住脸。某次我当场逮住一个朋友买余秋雨的书，这人连忙慌不迭地解释是买批评资料，这种精神和行为分离的现象，就像梵高割下自己的耳朵扔向妓女的床笫一样令人震惊。由此也反映，这个社会是如何地恼恨余秋雨。至于这个文化人控制言论制高点的社会，如何蕴藏着对一个文化个体的迷乱，如何克隆和复制对一个文化个体残酷的激情，使叙说和评述事物的语气变得疯狂，这是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值得反复研究的现象。一种恼恨因何而生？因何而繁殖？又究竟是哪一个层面的文化人恼恨？在余秋雨作为文化个体烟消云散之后，这种思索将不会消失。舍勒说过：人们往往羡慕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这种欲望使人产生恼恨的心理——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化和有害的分泌物。舍勒的话也许无法解释整体精神疯狂的文革行为，但可以解释物欲横流的时代的人性问题。我引述舍勒的言论并不是用来指责批余的文化人，那样的话，就像余秋雨拿法学专家的话来对付他人一样犯了方向性错误。我只想指证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包括我自己在内。余秋雨的与商业机构金钱挂钩的亲密媾合，甘心于被媒体追捉的文化秀态，技巧性地服从于出版商家的正反炒作，自愿放弃纯学术研究的边缘表演以及张狂于红尘，投机于乱世，出尽了吾国有限的文化风头，这些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大部分原因。文化秀很多人想做，强者在大地方做，弱者在小地方做，我也小打小闹做过几回，余秋雨是一个蹊跷的高手，把秀做大了，把自己的快意发展到了最高，我恼恨自己做不大，其他的人也没有做大。
当然恼恨余秋雨并不仅仅是因为秀做不大这么简单，深层的属性需要确证。语言相搏在某种时候是人品和文品的相搏，纯粹的语言指责是不存在的。我喜欢看武打片子，常见江湖老大一方面到处拜把子，示德于人；另一方面总是潜心修练，力求武略炫众。德和武都到了精妙处，各帮各派自然臣伏。跳开武打片子来看余秋雨，他的德行和武功两方面都还未能到达服众的地步，神谕没有得到之前，人生张狂的方式就应当改变，最好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不必故意向危潭的深处急奔，以致溺水，连稻草都抓不着，当然做到这一点是要有内功的。做不到这一点也没什么，古往今来有几个文人做到了。做不到就不妨将尾巴夹起来做人，至少可以做到谦虚一点。而现在余秋雨连谦虚一点的姿态都不愿做，这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机制，激发了别人的逆反心理。尤其是在文革的尾巴被人捉住之后，还以掩蔽和转移视听的方式说：“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而且“正是在那十年，我磨炼出了承受苦难、抵拒诱惑、反对伤害的独立人格，使我直到今天还能面对来势汹汹的盗窃和诽谤绝不低头。”文革与书的盗版是没有关系的。一方已言之凿凿地举证文革中的失品与失德，一方却在说盗窃和诽谤，这中间所纠缠与回避的都是忏悔问题，是一种躲闪的文字游戏，它直接牵涉到谁是正义者谁是苟且者。貌似正义者的人要求余秋雨翦除自我，让文化流氓洗心革面。这种人的语言同样是张狂的，潜意识同样是流氓的。余杰说：“假如所有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未来’。”中国文化的过去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自由与正义，而未来是未知的，余杰的虎皮拉得很大，但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其实忏悔与否是人之自由，就是基督徒也有不忏悔的权力，于坚说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粗暴地践踏了自由和个人尊严，说得更简练一点就是践踏了人权。此话不无道理。于是乎余秋雨在“人权”的保护伞下的拒不忏悔，大抵是恼恨的根源。
余秋雨在岳麓书院讲学时称，至今尚未看到触及灵魂的批评文章出来，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激烈辩白显得虚假无力。在当日阴冷的风雨中，我能感觉到他因内心的寒冷而瑟瑟发抖，一个被人打成内伤的人，嘴中强说不曾伤及一根汗毛，这难以承受的内心与言行分裂的痛楚是暗无天日的。如果说当日还真的没有有深度的批评文字出现，那么如今的答案已令人惊讶，批评的阳具很坚挺，充满激情和征服力，而且这样的文字会越来越多。我想起老掉牙的电影经常说的一句台词：“想哭就哭出来吧！”别的地方哭起来很没文化，岳麓书院的大门始终向余秋雨敞开，他可以站在朱张讲学的讲堂里哭，也可以找一个历史残片的角落，抱着宋砖清瓦一次哭个够，就像公元一九六六年的那个多事之秋，一个人躲在院内，从此有了觉悟。还有一句台词是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上等人了，应该宽宏大量些。”文革过去二十多年后，文化人找到了上等人的感觉，活得有了尊严，因此宽宏大量很有必要，要不然阴暗的心里又会重新孳生。历次运动都是从文化人整文化人开始的，将异己的一部分往死里整，不整成蹲牛棚的下等人誓不罢休。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也说过：“历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人自己来打头阵。”余秋雨过去也许打过头阵，才有这样痛切的感悟。他接下来还说了一句：“但是按照毫无疑问的逻辑，很快就要否定到打头阵的人自身。”只有天知道，今天批余的人，明天是否会被另外的人握住把柄往死里批。西谚说宽容是一种美德，中国的古语中类似的话多如牛毛，道理都懂，只是做起来不容易，得理不饶人的事多着呢。
我是一个矛盾体，站在余秋雨的立场我认为事情不要做绝了，站在批评者的立场，我认为越触及灵魂越好。然而我终归是个批评者，这些年我在批评人之前，就急着要上厕所，我娘说：“撒泡尿照照自己！”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娘常用这句话糗我。由此，我建议每一个批评者在批评对方之前，尤其是在要求对方作历史的忏悔之前，对自己的过去做适度的反观，以免自己失品于前，诟人于后。
二○○○年五月三十日岳麓书院半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