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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与冷的条件下干燥、沉积而成。虽然阿古里可拉没有涉及火成岩与变质岩，
但他已开拓了矿物岩石研究的科学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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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地学
与中世纪的阿拉伯、欧洲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的地学发展迅速，成绩斐
然。
早在汉武帝时，各郡国就开始编修地志。到隋唐时期，官修地理图记的
风气更浓。隋大业中 （公元605—617年），曾“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
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所以隋朝出现了《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
域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等等。其中，《区域图志》是典型的
官修地理图记著作。
官修图记能够集一国之力，搜集资料比较容易。所以到了唐代，地理书
大多是皇皇巨著。贡献较大的有贾耽《海内华夷图》、李吉甫《元和郡县图
志》等。
贾耽（730—805）是唐朝德宗的宰相，酷好地理学。每当周围国家的使
者到来，或是唐朝派出的使者返回，他都要当面询问那些国家的山川、土地
等情况，所以对边外非常熟悉。唐德宗时，吐蕃占领陇右已经很久，内地很
少有人了解陇右情况。他特意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图
说10卷。图中所绘包括洮、湟、甘、凉等地，带有较多写真性质。贞元十七
年（公元801年），贾耽又绘制了《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
40卷。贾耽撰成此书（包括图和述）用了30年时间，倾注了他毕生精力。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海内华夷图》广3丈，长3丈3尺，以一寸折百
里 （缩尺为1：1，800，000）。照此计算绘制的区域东西3万里，南北3万
3千里。唐本土只占全图面积的15％左右，是中国第一部世界地图。贾耽说，
凡“绝城之比邻，异番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其源流，
访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
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他的图记是包括了当时闻见的所有国家
的。贾耽的地理图志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古地名在地图上用墨书标
出，今名用朱笔标出。贾耽开创的这种标注法一直为后世地理书沿用。
李吉甫 （785—814）是唐宪宗朝宰相。他“分天下诸镇，记其山川险易
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为54卷，号为《元和郡县图》（又名《元和郡县图
志》）”。此书内容重点在于叙述天下郡县的“兵饷山川、攻守利害”，凡
有关民生国计的必不惜笔墨。这与唐代传世的数十家地理著作迥然不同。书
的体例是，每记一州，先综述一州的概况，如户口、垦田、贡赋等数字，以
及州境和八到等。对节度使理所还记述管兵若干，有马若干和衣赐匹数。从
项目看，比地理志大大加详了。《元和郡县图志》也是一部传世的重要地理
著作。
唐时重要的游记著作为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和释彦悰撰《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两本书都是根据玄奘口述西游印度的经过，记录整理而成。以
途经先后为序，记述所见所闻，属于游记类地理书。
玄奘（602—664），河南缑凡（今偃师县）人，俗姓陈，名袆。隋大业
间在东都净土寺受戒为僧，钻研佛学。他深感当时佛经各擅一宗，错综其说，
使人无所适从。于是自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启程，赴印度取经。他过秦、
兰、凉、瓜诸州，西出玉门关，度莫贺延碛，至于高昌。然后经阿耆尼（焉
耆）、屈支 （龟兹），顺丝绸之路北道入中亚，南逾黑岭入印度。在那里瞻
仰佛迹，拜求高明，足迹遍于印度。然后北逾葱岭，取道佉沙国 （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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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萨旦那国 （于阗），由丝绸之路南道回国，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
正月到达长安。前后17年，途经110国。
《大唐西域记》全书12卷，目录所列共138国。注明在印度境内的80
国，其余大部分是中亚国家，少数是西域、西亚国家。书中对每一国都先介
绍它的疆域、都城大小，然后介绍土地、山脉、河流、物产、风俗、文化以
及佛教流行情况等。除亲眼所见外，对于“先志”所载、佛典所记以及故老
相传，都收入书中，是一部研究中世纪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10卷。此书与《大唐西域记》相比，对玄奘
起行的经过记述较为详细，对西域地形、地貌的描述更有见地，文字也更精
彩。书中描述了沙漠中的幻影和磷火，既令人心悸神惊，又增长了人们沙漠
旅行的知识。书中有对冰川的描述。文中点明冰川的成因——“自开辟以来，
冰雪所聚，积而为凌”，很有见地。因此，《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都是珍贵的地理著作。
宋元时期，地理学著作异常丰富，比以前任何朝代都多。其中属于地理
志著作的有正史《宋史》、《元史》等）地理志，如宋人乐史撰《太平寰宇
记》200卷，李存等撰《元丰九域志》10卷，元人朱思本撰《九域志》80卷
等。此外，类似的地理著作还有宋人郑樵《通志》中的《地理略》、《都邑
略》、《回夷略》3篇，元人马端临 《文献通考》中的《舆地考》、《四裔
考》2篇等。李志常记录成书的 《长春真人西游记》则属于游记类的地理著
作。这些著作对地理学本身贡献不大，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宋元时期对地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地方志的著作在宋元大为增加，并定
型为郡县志。地方志是按行政区划，记述区域情况的综合性专著。修地方志
后来成为统治者非常重视的一个传统，把它看成是规划施政或立德立言的依
据。南宋以后，地方志数量大增。明清两代则形成风气。地方志不是科学著
作，但是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科学历史资料。其中涉及地学的为数甚多，诸
如关于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气象、水文、潮汐、地震、矿产、测量等都有
很大参考价值。地学是门区域很强的学科，在交通不发达的封建时代，依靠
少数人作全面考察难以办到，因此地方志记录的资料就更加显得重要。后来
许多伟大的地学工作者都把对地理志的研究，看作是地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准
备。
还应该指出的是，宋代地理图曾经大量翻印，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地
图便利了交通，对宋元商业的发展、社会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与丰硕的地理学成果相比，中世纪中国的地质学成就毫不逊色。
宋朝哲学家朱熹 （1131—1200）把山脉或褶曲地层与波浪形状相类比，
并认为是水把它们塑造成这种形状的。他在《朱子全书》卷49中说“今登高
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便是他这个观点的说明。朱熹
关于地球表面层变化的看法是：波涛使整个大地发生不停息的震荡，并使海
陆发生永不休止的变动，结果有些地方突然有山岳升起，有些地方却变成河
川。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尝见高山有螺蛙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
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即变为高，柔者却变为刚。”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朱熹
当时已认识到，自从生物的甲壳被埋入海底软泥当中的那一天以来，海底已
经逐渐升起而变为高山了。在欧洲，达·芬奇（1452—1519）才有类似见解，
朱熹比达·芬奇要早300多年。
中国在关于海洋——如海潮、海洋气象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海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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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也很突出。自隋唐始，人们注意到海潮涨落与月亮圆缺之间的关系。
窦叔蒙《海峤志》（约成书于公元8世纪中叶）除认识到“月与海相推，海
与月相期”之外，还注意到每日两潮，每月朔望两大潮，上下弦两小潮；每
年春秋分两大潮，冬夏至两小潮等，还推算出潮汐与月亮盈亏之间的相位差
为50′28。04＂，比同时期冰岛主教贝德（673—735）的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