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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二年（公元671），武后向高宗上本，将武敏之流放雷州，重新改姓名为贺兰敏之。
在去往流放地的途中，贺兰敏之上吊自尽（也有说是途经韶州时被武后的使者以马缰勒死）。此时，距荣国夫人杨氏去世仅十个月。
武敏之的死，可以算在武后的帐上，但若不是他过于放肆放荡，又被杨氏惯坏的话，恐怕也不至于来得如此之快。武敏之消失了，杨氏却享受了极高的哀荣。高宗下令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都要去武宅吊祭哭灵，并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杨氏为太原王妃。
然而，就在杨氏极享哀荣的同时，武后在朝中却日益受到掣肘，与长子李弘之间的矛盾渐渐无法调和。李弘这时还不到二十岁，却已经替父监国多次，史书说他仁厚并且体弱多病，还常将政务交予身边亲信处理。可以想象，这样的主子真是难逢难遇，早已经被大臣们视做当然的主人。而武后毕竟是皇后，从前儿子年幼，高宗多病，国政时常由她处理，现在却实在不好找理由了。
权力是毒药，更象是毒品，一但尝到了此中滋味，就再难有人舍得丢弃。朝臣和天下人都心知肚胆，武后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后宫，李弘也不甘心被母亲当小儿牵制，母子反目只是迟早的问题。
虽然对妻子和妻子的娘家百般宠爱，高宗在原则的问题上仍然是偏向儿子的。何况高宗多病，凡离京疗养武后都一定要陪伴左右，不得不放手让儿子监国发展势力规模。日渐形成的太子势力，令武后难以应对。
就在杨氏去世前不久的三月十八日，武后亲信中地位最高的宰相许敬宗年老退休，武后在朝中失去了她最为重视的臂膀，在儿子和丈夫亲信们的夹击下很快就陷入了权力困境。这一年又逢大旱、日食等异象天灾。武后干脆在母亲去世的第二个月就向高宗上书，表示自愿退出皇后位，以赎天谴。
我觉得，与其说是武后心灰意懒，不如说是她在自己的命运上再一次下了重注。这封辞职信无异于将了太子一军：别以为是母以子贵，其实也是子以母贵。假如不是母亲用尽一切招数正位中宫，你做了嫡子，哪来的太子当？相逼过甚，皇后自请退位，你就成了上有庶兄的废后之子，拿什么名份去当监国太子。
辞职信递到BOSS手里，当然被拒收了。高宗坚决不许武后退位。母子之间的亲情，逐渐被皇权与后权之争蚕食鲸吞。
武后请辞被拒一个月后，太子右中护（左中护为高宗极信任的老臣李勣，由此也可见高宗对长子的偏爱）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罢相。据说是被退休在家的许敬宗“发挥余热”搞下来的，但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是武后辞职迫使太子做出的不得己暂退？
赵仁本虽然被罢相，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可动摇，高宗也帮着儿子，甚至于起用太子亲信带兵打仗，武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杨氏死后的第二年正月，武后陪着高宗到东都洛阳疗养，李弘再次留京监国。据说，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弘“发现”了被母亲幽禁多年的萧淑妃之女义阳公主、宣城公主。两位公主这时已经三十出头，仍然没能出嫁。李弘立即向高宗上书为两个姐姐觅偶，同时要求将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高宗都应允了。
对武后来说，儿子的这一举动，是不可原谅的。且不说记仇的武后不愿原谅萧淑妃，也因为儿子此举意味着对母亲的一次明显的挑战。而得父亲宠爱又“中外属心”的李弘还提请借地贫人，看在此时武后的眼里，恐怕也难免有收买人心之嫌。武后的恼恨可想而知。她当天就把两名公主配给了当班的卫士权毅、王勖。两人被授以刺史之职，携妻赴任。
影视作品和小说总是会说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出嫁之时已经三十多岁，甚至还有说四十岁的，或说她们嫁给了当班士卒，似乎以此引证武后为继母不慈。
实际上，这都是太夸张了。萧淑妃受宠并连续生育的时候，也正是武才人与太子李治私相往来的时候，算起来两位公主最多也就只比李弘大五六岁，虽然已经超过婚龄，但也绝不到三十岁（据宣城公主墓志铭的记载推算，出嫁时的宣城公主二十三岁）。此外，在皇宫大殿轮值的卫士，都是官员勋戚们的子弟才有资格担任的，他们出身很高，绝非一般士卒。权毅的祖父封卢国公，王勖的祖父封平舒公，都是世家。清王朝的公主就经常嫁与侍卫，情形类此。
请嫁公主，固然是李弘仁厚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也与这位太子和母亲的权力斗争、感情嫌隙不无关系。义阳宣城的公主封号，是数年前武后为显示嫡母气度而向高宗请封来的！总之，李弘此前就早该知道两位姐姐的存在，而绝非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直到某年某月才知道宫中还有两个姐姐。那么问题就来了：若干年来，这位监国太子怎么从来不曾关心过姐姐是否出嫁，偏到了此时才来上书？
从时间来推算，太子遽然请嫁异母姐姐的时候，也正是武敏之逼奸准太子妃杨氏而被武后放过的时候。因为义阳宣城出嫁同时，高宗武后也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为他和新选的太子妃裴氏完婚。
两位公主逃离了深宫，武后与李弘的母子亲情却终于决裂了。
次年（672），又一件事情发生了：许敬宗病逝。这名倾向自己的前宰相之死，对于武后在朝中的势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而糟糕的还不止于此。
在为许敬宗商议赠谥的时候，朝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太常博士袁思古嬉建议上谥号为“缪”，含义为“名与实爽”，乃是一个恶谥，还得到了户部尚书戴至德、太常博士王福峙的附和。——戴至德，正是太子李弘的心腹干臣。这样的谥法当然不能令许敬宗一系的人满意。于是唐高宗诏令在朝五品以上官员公议，议来议去，给许敬宗上了一个“恭”的谥号，意思是“既过能改”。
公道地说，以许敬宗的人品处事，给他这么个谥号也没亏待他。但是亲信的身后待遇，却足以折射武后的困难处境。
上元元年（公元674），对武后来说，仍然是一个难熬的年份。实在是缺乏助力的武后，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外戚”。贺兰敏之死了，父亲不能后继无人，传家的官爵不能就此抛掉，在这样的时候，从前的事情都算不了什么了。于是，异母兄武元爽之子等人都先后从岭南召回，其中武元爽的一个儿子被选中做继承人，袭了祖父武元彟的爵位，改名武承嗣，并迅速地加官晋爵。在上元元年四月被封为宗正卿。
这年的中秋，实在值得额外提出。这天，高宗为列祖列宗加追尊号，顺便也为自己改了个头衔。从此，李治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天皇”，武媚则成了“天后”。
天后的称呼，当然比皇后要威风得多，然而等着新任“天后”的，却是一个重磅炸弹：九月初七，高宗下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迎归长孙无忌的棺木并归葬昭陵。
这道旨意无疑给武天后浇了一盆冰水。长孙家族是武后的死仇，他们入朝，必然要与武后作对。与此同时宰相集团又全都站在太子一边，武后想要在里面安插个人手，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面对来自儿子的压力，十月二十七日武后向高宗上表，列各项建议十二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以下内容：“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偕大欢喜地将道儒之书和孝经同时列入了天下士子参加策试的教材之中，并尊崇了母亲的地位，同时还要求为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工资。无疑，在收买人心的同时，武后也在指责儿子的孝道，期望能收到效果。
但是，在利益斗争中，没有孝道存在的空间。权力就象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在某种程度上，太子和皇后之间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他们身后的皇帝大有关系。高宗在主要偏向儿子的同时，并不限制皇后的势力扩展。又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也许是重病在身的皇帝有意在让妻儿互相制衡，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全占上风，从而使自己在病体支离的同时仍然能尽可能居中把握皇权。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照他的意思发展。
上元二年（公元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