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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武氏兄弟说得也不是全无道理。武士彟被高宗封为开国第一等功臣之首，按授功臣子孙官的诏书所云，“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者，加授子孙第一人两阶；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然而由这番对答可以看出，当年武士彟死后，当家理事的武氏兄弟给杨氏母女的难堪该有多离谱，以至于养成的恶劣习惯直到妹妹当上了皇后、让他们进入士族，他们仍然改不过来。酒喝多了就是一定要误事的。武氏兄弟这次肯定是喝得太多，他们将要为这片刻的口头上风付出惨重的代价。
荣国夫人一团高兴，竟得了这样露骨的回答，而且还是在亲眷齐聚的场合，简直剜心割肺。怒火中烧的老太太立即进宫将整件事告诉武皇后。
武媚的反应可想而知。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虽说是正需要外戚信臣相助的时候，也顾不得那许多了，更何况这帮人既没有“外戚”的自觉，那又谈何相助于己？只怕是不但帮不上忙反倒要找麻烦。
于是，武皇后向高宗上表，表示不想眼见外戚坐大，请求让自己的家人远离中央机关。表章一上，高宗大喜过望，不但照准，而且还进一步认定皇后贤德。随即，新的人事安排出台了：堂兄武惟良外放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异母兄武元庆外放龙州（广西龙州）刺史、武元爽外放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刺史。
武氏兄弟被贬斥，于他们自己固然是惨遇，但对于武皇后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来说却是一个利好消息。皇后对外戚不假辞色，看在经历了长孙无忌事件后的高宗眼里，实在是颇令他欢欣鼓舞。
在高宗对武皇后的啧啧称赞声中，武氏兄弟怆惶离开了繁华的长安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那个小女孩如今的能量。当他们终于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想起当年的薄情就更是心胆俱裂。武元庆刚到龙州就忧病而死。果然，武元爽在濠州任上工作不慎偶有挂误（高倍放大镜下哪有不误的道理），很快又被流配振州（海南三亚）并死在了那个荒凉的所在。
武氏兄弟的一席话，毁了自己的性命前途，却也产生了一个另类的效果。高宗彻底地对皇后放了心，从此真正向她打开了权力的大门。
李唐皇族有一个家族遗传病，从高祖开基到哀帝被害，此病一直在困扰这个家族：风疾。事实上，风疾是一个笼统的中医称谓，从中风到痛风到风湿，都有可能被称为风疾，历史上东吴大帝孙权也是因风疾而亡。但从李唐皇族的症状表现来看，他们的风疾很象是出在心脑血管方面，轻者象典型高血压，重者象偏瘫中风。现在它也缠绕上了高宗。而第一次发病，正是在贬退武氏兄弟之后不久的显庆五年农历十月。虽不至瘫痪，却也晕眩耳鸣不能视物，严重起来恨不得拿头去撞墙。而高宗此后的人生，几乎一多半时间都不得不与这种疾病为伴。
病成这样，繁重的日常政务处理自然也就难以为继。八岁的皇太子弘去年监国是个啥光景仍然记忆犹新，外戚如长孙无忌都靠不住了又何况大臣？皇族宗亲就更是高危嫌疑。高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皇后武媚。武氏兄弟被贬，兄妹如仇敌，他完全不必担心皇后会将大权交给外戚，对于武皇后的才干，在夫妻同心铲除长孙氏的过程中已经屡有闪现，做为太子的生母，她自然是一个极佳的人选。何况只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实际上掌管军队的将领、朝中的宰臣又全是自己一手提拔栽培，只对自己这个皇帝忠心耿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高宗先是试探性地将一些事务交给皇后办理，结果武媚“处事皆称旨”，都符合高宗的意愿利益。高宗便放心地对皇后“委以政事”了。这时的武媚虽然还只是处理常务，但只能算是为皇帝分忧，并没有决策人事军政的大权。尽管如此，这些日常政务本也应是皇帝的权限，因此也足称“权与人主侔”。
武媚虽然开始了她掌控朝政的第一步，但从真正掌握国家机器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很小的一步，她虽然得到了代天子理事的许可，真正的权力却仍然紧紧地掌握在高宗的手上。高宗仍然强烈地渴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希望能够有超越自己父亲太宗李世民的赫赫武功。他想到了高丽。
文武双全的父亲一定是高宗心里的偶像兼最大压力。太宗亲征高丽虽然过程顺利，却迫于天时地利被迫撤军。而如今经过多年经营，眼看胜利在望，自己亲自去摘这个果子，岂不是现现成成地就办到了父亲没能办到的事？就在交代武皇后代理朝政的第二年（龙朔元年），高宗打起了亲征高丽的主意。为了给自己想象中的亲征造势，他还在三月洛城门大宴群臣及各邦使节，让众人观看了一场由他本人亲自谱写审定编排的军舞《一戎大定乐》。余音尚绕梁，高宗就于四月颁旨，“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而他自己，则将亲自披挂上阵，“将大军继之”。
旨意一出，满朝文武哗然。以皇帝如今的体格，养养病统观全局，手里捏紧对皇后及将相的遥控器就很不错了，亲身犯险上前线实在匪夷所思。当年太宗皇帝年青时多么英武，亲征高丽尚且拖坏了身体，眼前的这个已经有病在身的皇帝万一在条件恶劣的半道上犯起病来，岂不是要提前让大唐王朝更新换代？怎样才能让皇帝改变主意？当然做为妻子的武皇后是最佳人选。亲征诏书下发十四天后，武后在满朝文武的期盼下抗表上谏，劝高宗收回亲征高丽的念头。——可以想象，武后上表之前，其实早已在后宫中做了足够的商议，现今上这道官样文章，不过是给老公架一条方便的下台梯子而已。
大凡人生色欲功名之名，除死方休。虽然病情反复加重，很多事情都交给皇后去办，但决策的权力仍然在高宗的手里。只要精神许可，他就要事无巨细地管个遍。文坛鬼才王勃就是这样倒了霉的：王勃文名出众，麟德三年（ 公元666）应制登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年方十六岁，成为最年少的官员。初入仕途的王勃意气风发，一连向高宗皇帝进了两篇好文章：《宸游东岳颂》和《乾元殿颂》，颇受高宗的好评；于是召为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当时李贤与胞弟李显（时为周王）都在孩提，闲来喜欢斗鸡取乐，王勃少年轻佻，又趁着那一时倒运的兴致，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文》，结果被高宗看到。高宗认定这是在挑拨王子之间的感情，大约看到文章后又犯了头痛，大怒之下喝道：“此乃交构之渐！”不容分说下令将王勃赶出了京城。——仅从此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高宗手里的。
除此之外，高宗也只是把武皇后当成助手，他真正专心培养的，还是他的儿子、皇太子李弘。由于身体不好，高宗经常去洛阳疗养，每一次都是将军国大事都交由“太子监国”，让李弘留在京城。而武皇后的人生经验提醒她，必须紧紧地跟在高宗的身边。因此，她都会陪伴高宗一齐离开长安。由于这种种原因，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武媚最大的努力方向，都是牢固自己在高宗心中的地位，不给任何其它女人效仿自己当年故技的机会。做为这一努力的现实产物，龙朔二年（公元662）六月，已经三十八岁的武媚在长安皇宫中又为高宗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也是第四子，更是高宗所有儿子中最幼的第八子。这位小皇子出生后的待遇同时表明了母亲此时的受宠程度：他被命名为“旭轮”，并于降生的当年受封为殷王，遥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
虽然武媚并没能得到在权力舞台上挥洒的充分机会，然而这时的她毕竟早已经开始参与权力，领略个中滋味，与历史上大多数终其生只知后宫天地的皇后相比，武媚已经大有不同。她在这些权力生活中增长了心机，学得了雷霆手段。有手段有储备的力量，就不可能一直憋着不用。此后若干年间，深宫中发生的几起事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李义府由于在策立武后、击垮老臣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高宗和武后的宠信。虽然由于胆大妄为曾被流放过一段，却又在武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