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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莫尔说他的“傅满洲”小说不是要描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黑暗王国。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宗教、经济与犯罪势力。他们在西方世界活动，一起伦敦的谋杀案，可能根源在纽约，他们与东方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里可能是他们的老窝。他们不仅仅进行社会犯罪，其最终目的是构成一个“超社会”（Super
society），“掌握颠覆政府甚至改变文明进程的力量……”〔24〕洛莫尔的《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举成名。小说销售了百万册，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25〕。1929年，好莱坞也开始拍摄傅满洲博士的恐怖电影，傅满洲的传播面更加广泛。好莱坞一共拍摄了十四部傅满洲题材的电影，最后一部《傅满洲的阴谋》问世，已经是1980年。在这一系列的小说、电影中，傅满洲的计划不断被白人警察挫败，而他又总能生出更奇特、更险毒的计谋。傅满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后造成假象，大家误认为他已经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在西方人看来，傅满洲代表的“黄祸”，似乎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灭的罪恶。就像美国八十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
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与唐人街或华人基本无关。一位警察自发调查一桩谋杀案，凶犯是一个白人企业巨头，调查使他不断陷入困境，最后他绝望了，望着逍遥法外的凶犯远去的汽车，他说：“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种让你无可奈何的罪恶。
“黄祸”似乎是一种莫名的、永远无法消除的恐慌。傅满洲系列恐怖小说与电影，经常以中国甚至亚洲的政治宗教与文化状况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国人这个长不大的民族身上！一个崇拜祖先的种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说的叙述者也说：“我们经不起任何失败，否则黄色游牧部落就会吞噬整个白人世界。”〔26〕傅满洲故事表达了西方人的种族与文明的偏见与焦虑，傅满洲的阴谋或者说是“帝国复兴大计”，与中国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关。冷战时代，作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傅满洲形象，又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1957年出版的《傅满洲的复归》中，傅满洲已经一百岁了，但依旧身体健康，如他在与苏联合作，成为红色阵营的阴谋家。当然，冷战背景下傅满洲的角色并没有表现得很充分，两年以后，洛莫尔就去世了。他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傅满洲系列小说《傅满洲皇帝》（1959）中，傅满洲形象的现实背景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代表的是那个永恒天幕下的东方帝国，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共产主义政权。他开始对抗那些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官僚们，对一个被他绑架的英国生物学家说：“你总是把我的目标混同于那些破坏你们基督教医院的共产主义傻瓜的疯狂念头。你总是把我的工作等同于那些窃居克里姆林宫的狂妄自大、利欲熏心、蛊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还不会完蛋，那么，像我所说的那些知识团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消灭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只知寻欢作乐的、厚颜无耻的骗子。”〔27〕洛莫尔已经老了，他的虚构所依靠的那个现实世界，如此变幻莫测，几乎比想象还要离奇。东方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共产党政权，而那个号称代表正统与传统中国的国民党，则跑到了一个小岛上，与共产主义阵营对立。在洛莫尔的最后日子里，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正酝酿着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政权的一次彻底决裂，这次决裂将导致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西方世界联合对付苏联的所谓霸权。
真实的义和团事件，可能用来表现莫须有的“黄祸”，而表现“黄祸”恐慌的虚构的恐怖小说，又暗示着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何伟亚（James
Hevia）在《档案帝国与污染恐怖——从鸦片战争到傅满洲》一文中说：
傅满洲的帝国复兴大计既依赖于他们领导的被称之为“神秘东方的最大的谜”的秘社——思蕃〔28〕，同时也依赖他自己的脑袋，确切地说，是他不可思议的天分。内兰德·史密斯认为“思蕃”隐匿于喇嘛教的面纱之后……源于东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nes）“秘密仪式”。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超级间谍傅满洲所控制的谍报机构。傅通过这一机构与不同组织阵线合谋共事，这些组织包括狂热的穆斯林原教旨教派、毒品走私犯罪集团、传统中国秘社、崇拜卡莉〔29〕的印度绿林和被称之为“Dacoits”的缅甸杀人越货团伙等一系列反英团体
……林林总总，却都源于英国人对于英国境内外的亚非反抗所做的丰富的想象。
……在沃德〔30〕的笔下，猛然觉醒的中国对英方的亚洲统治构成了主要威胁。当时普遍性的对于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后可能的中国复仇的焦虑使得这种论调更为可信。同时帝国网络的双向流动，对科技知识向有色种族传播的恐惧以及英国随时会被卷入冷战或热战的状态，都强化了此类焦虑。在这种大背景下，恐怕就不难理解对于东方智慧将能够融合古今知识的隐忧，更不难理解中国阴谋论何以能够如此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一个能够领导东方与西方列强抗争的中国诞生了：它将首先挤出大竞赛的参与者，然后驱除在亚洲的所有殖民统治，最后将欧洲人赶回他们从前就占据的欧亚大陆的一隅〔31〕。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印象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的想象上；可以以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为基础，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国移民为基础。不管怎样，现实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因为西方文化时时刻刻需要构筑这个“他者”，确认自身存在的切实性与安全性。原型还在想象中继续，黄祸的恐慌还会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
注释：
〔1〕Master of villainy：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Bowling Green：Ohio；1972；p。73。
〔2〕《启示录》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漫山遍野，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西方人的“启示录”想象背景，很容易将崇拜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与魔鬼部落联系起来。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就经历过，当他们见到中国龙的形象时，才知道魔鬼原来是什么样子。在此，“启示录”的末日景象又成为西方人想象义和团的背景。
〔3〕有人在《每日新闻》（Daily News）上著文说：“根本无所谓黄祸，除非外族统治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只想在自己的国土上过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祖先崇拜仿佛一个宽松的锚，将他们束缚在家园的土地上。德国皇帝理解或自以为理解的所谓的黄祸，完全是荒诞的，中国人的本性可以证明这一点。”转引自Oriental
Prospects：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e Lure of the East；Edited by C。C。 Barfoot
and Theo D′haen；Editions Rodopi B：V。1998；p。133。
〔4〕注意：这是十九世纪末的观点。原文注出处为G。E。Simon；China：Its
Social；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ife，English edn；1887；p。79。二十世纪末出现同样的观点与现象。
〔5〕A。Krausse；China in
Decay（1900）；p。374。
〔6〕A。Little；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1910）；p。204。
〔7〕R。S。Gundry；China and her
Neighbors（1893）；p。315。
〔8〕A。Reid；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1899）；chapter 4。
〔9〕W。D。Foulke；Slav or
Saxon（znd edn；New
York；1999）p。64；55。
〔10〕Oriental
Prospects；p。133；详见Robert Druce文“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