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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放传统，以致有人这样声称，再过多少年，美国的白人将有可能成为少数民族。在一个不同种族杂处的国家中，当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不再像今天这样仅仅控制在白人手中，那么，假如，最高法院的法官有非白人和非基督徒出身，他又为什么要在宣誓中祈祷“愿上帝保佑”？更有甚者，总统万一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在就职时可以手按《圣经》起誓吗？如果说这些都是传统，那么，这些传统是否侵犯了他们作为个人的宗教自由？
作为一个有神论国家，传统美国和宪政美国发生了誓辞上的冲突，现在，联邦上诉法院就该冲突做出了它的裁决，应该说是符合政治正确原则的。所谓政治正确，即正确处理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一切事务。政者，事务也，治者，处置也。处置标准如以宪法修正案为其终衡，则谓正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固然重要，它保证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延续；但宪政更重要，它是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根本维系。当传统与个人自由以及保障这种自由的宪政制度有所不吻合时，需要变动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尽管这种变动从传统角度看，美国可能不那么美国了，但宪政至上，无疑将使美国更美国，毕竟，如上所言，美国首先是以它的自由和宪政著称于世的。
旦角大奖赛
——错读《儒林》之二十一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先前以为这个大奖赛、那个大奖赛，都是时兴的花样。读《儒林外史》才知道这是古已有之的。发明权是否属于那个天长杜府的十七少爷杜慎卿，有待再考，但至少他比今天的这些大奖赛要早了几个世纪，算得开风气之先了。
杜慎卿（杜倩）同他的堂弟杜少卿（杜仪）不同，他是要做官的。他对同杜家颇有渊源的戏班主鲍廷玺说，他手里虽有几千现银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活钱”），但不能用。为什么？因为“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要当官，而且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当官，知道当官需要钱使，称得上精明人。杜少卿不懂，有了钱就送人，没了钱就变卖不动产，只有出项没有进项，最后潦潦倒倒是必然的结果。
精明人有时也会做出些似乎“傻”的事情来，但并非真傻。比如这次旦角大奖赛，花了这许多钱，连鲍廷玺都替他“心里惊了一惊”。六七十个参赛的戏子（这是旧称呼，今天应当叫“参赛选手”，但那时就是那时，不便为他更改），由各戏班推举，每人酬资五钱，外加诗扇一把、荷包一对，“色艺双绝”的还另有奖赏，这还没有算莫愁湖的场租、评委的酬劳、几百盏角灯的布置、嘉宾的招待等等七七八八的费用。共同举办的季苇萧，是个空心大老倌，身边摸不出几两银子的。那时读书人又看不起商家，不会去拉他们的赞助——不像今天，这个杯，那个杯，全仗着老板们的口袋。只要肯出钱，就是赵雪斋、万雪斋的钱也一样敢花——这是今之文化人与古之读书人不同之处。今人远较古人通达，他们知道钱这个东西最要人己分明，能花别人的时候决不要花自己的，而且花人家的钱时还要给自己捞点赚头，不然花钱赚吆喝，岂非白花了气力。古人不明乎此，所以大奖赛的投入都是杜慎卿掏的腰包。
办大奖赛讲的是场面，要有轰动效应，不比办个通常的聚会。前面讲到娄府两位少爷招了一帮真名士、假名士，大宴莺脰湖：“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的古貌古心，权勿用的怪模怪样：真乃一时盛会。”“饮到月上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了五六十盏羊角灯，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乐声大作，在空阔处更觉响亮，声闻十余里。两边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谁人不羡？”在湖州当然也算盛举，但不过是几个骚客文人的自娱自乐。这回，杜慎卿的旦角大奖赛，光景与那又大大不同。他借了莫愁湖的湖亭，先叫那六七十个参赛戏子装扮起来，一个一个在亭前走过，细细看他们的袅娜形容。然后叫他们一个个登台唱戏。莫愁湖上点起了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的有钱人，听见莫愁湖大会，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船，搭了凉棚，挂了灯，撑到湖中左右来看，直到天明才散。不但规模之大，娄府难以望其项背，就是花样之多和影响之广，莺脰湖之会也远逊于莫愁湖之赛。据作者交代，这次大赛“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冲着这影响，杜十七这点钱花得不冤枉，何况参赛的戏子在排名榜上个个有名，皆大欢喜；捧戏子的大老倌如得占花魁，人人兴奋；看热闹的小民们饱了一次眼福，自然更有了饭后谈资，少不得把评选的主委杜十七加油添醋地称颂一番。直接间接参与的人越多，社会关注面越广，广告效应就越大。这对于杜慎卿以后的仕途，自然大有好处。
影响要发生正面效应，对仕途才有利。杜慎卿是个精细人，当然明白其间的关窍，没有便宜的事情他是不干的。中国的传统是皇上主宰一切。如果有了一点什么政绩，立马会大吹大擂地歌颂圣主的英明，其实如果仔细看一些史料，那些吹嘘打个对折听也还嫌过。这个盛世，那个盛世，不过是日子稍稍好过一些罢了。而日子稍一好过，当主子的就头脑发昏，于是开始折腾，不是穷兵黩武，就是大兴土木，盛世犹如昙花，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只是短暂的一瞬。奇怪的是每到衰世，衰落或亡国的责任，却会从皇上那里滑落，不是找个权臣做替罪羊，就是栽到最为无助的人群头上——比如女人与优伶。“女人祸水论”与“优伶亡国论”历来多有。可是，嘴巴上狠命骂女人与优伶的大人先生却一时也离不得优伶与女人——平常可以藉他们寻开心，紧急关头则可以把他们当靶子。要说，文人的命运也同他们相差无几，平常俳优蓄之，要他们歌功颂德，紧要关头也可以拿他们顶罪，说是因为他们的哪篇文章闹到了祸国殃民。但文人很少能正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大都自以为高人一头，也同达官贵人一样看待女人与优伶。
如果在优伶倒霉的时代，搞什么旦角大奖赛，遭到的一定是一片非难——“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主办者也一定会因此被指责为全无心肝的败类。明代初始的时候，新政府刚刚成立，正要表现一番振作，当然也是优伶倒霉的时候，旧王朝败亡的责任，还得让他们扛着。朱元璋曾下令军人不许学唱，学唱是要割去舌头的。不过，到了杜慎卿的时代，既不是王朝的初始，也没到王朝的败亡，这时，女人也罢，优伶也罢，风头正健，上自皇帝，下到百官，熙熙而乐，沉湎优戏已成风尚。唱戏的优伶如果侍奉得宜或得到权贵的宠幸，当上官的也自不少。在这样的时代，搞一场旦角大奖赛，不但不会遭到指责，而且会被认为是极为风雅之举。传扬开去，定是一桩美谈——弘扬了传统文化，选拔了艺术人才，活跃了文化生活，增添了盛世光彩。比较这样一些社会效益，杜慎卿花上几百两银子，做的可就不是什么赔本买卖了。
天长杜府这个门头下，子弟不少。用韦四太爷的话说：“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指杜慎卿与杜少卿）招徕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但杜慎卿与杜少卿又不同。他的招徕宾客，只是为自己的发达垫脚，骨子里还是个官瘾很大的人。对于本朝的事，他总是自觉地站在皇家的立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炆，是为建文帝，但是很快被叔叔朱棣夺了皇位，忠心耿耿跟着建文帝的大臣被杀了不少，建文帝或死或逃，下落不明。被杀的大臣中有侍讲学士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朱棣起草登极诏，夷了十族，手段是相当残忍的。这事到了杜慎卿嘴里，便道：“列位先生，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汉法最重，‘夷三族’，是父党、母党、妻党。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孙、曾、元；只是一族。母党、妻党还不曾及，哪里诛得到门生上？况本朝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对于方孝孺本人，杜慎卿更认为：“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