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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nds），放火焚烧房屋，火光与浓烟吞噬城市。这是普南·威尔描述的义和团进城的那个晚上：“……依旧忠于职守的帝国卫兵刚刚关上鞑靼城门，就听到一阵嚎叫，以前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尖厉可怕的声音，也从未想象到世间能有这般恐怖的叫声。义和团来了。义和团第一次向我们扑来，他们穿过哈德门，从东面向使馆区逼近。他们已经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了三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们这里的百十杆枪。义和团加上北京城里的那些流浪无赖，发现在汉人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施暴的，大概又听说他们可以随意处置那些基督徒和欧洲人，所以他们就蜂拥向内城。他们发疯地嚎叫着，一阵一阵地，所有的人同时重复着两个字：杀、烧，而且声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听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时的吼叫如何响彻云霄，那种声音奇特极了，但是，还远不如现在义和团嚎叫得可怕。这种叫声听起来让人血液都凝固了，它凄厉、空旷，一声一声地重复，几个小时从未间断，叫声中包含疯狂与邪恶。……我们中的妇女已经吓呆了，水手们咕嘟着，这不是战争，比战争更可怕，是但丁描写的地狱。你直觉中已经预感到，如果这些人冲进来，他们会将我们的肉一片一片地从骨架上撕下来。夜漆黑，宝塔与城墙上箭楼的影子，看上去狰狞可怖，义和团可能随时都会冲进来，使我们粉身碎骨。”
最恐怖的不是某种经历，而是关于某种经历的印象。义和团野兽般的嚎叫，血腥的红色腰带……一位小时候读过有关义和团事件的书籍的美国传教士，听说自己将被派到中国传教时，做了一夜恶梦〔11〕。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既是一次历史事件，又是西方人印象中“黄祸”恐慌的证明，后者比前者在现实中的经验更加恐怖。普南·威尔说：只有在北京这座城市，才能够想象义和团的恐怖，因为这是个在历史上反复被野蛮部落杀戮涂炭的地方；从金到元，从元到清，草原游牧部落经常从黄尘四起的戈壁中涌来，烧杀抢劫之后，尸体血污成泥，房屋宫殿成尘。如今又是一个尘沙蔽日的夏天，野蛮人再一次涌来。普南·威尔和他那些同伴在事变及其随后的回忆中，总禁不住将义和团与野蛮的草原游牧部落，即同一种野蛮势力、同一种野蛮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蛮人的入侵联系起来。历史的恶梦突然复活在眼前，纪元四世纪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罗马城市，纪元十三世纪拔哥率领的蒙古大军横扫多瑙河畔、进逼布达佩斯，如今这些义和团，就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后代。这是历史记忆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对义和团形象的塑造。当年蒙古大军进逼奥地利，惊恐万分的基督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圣经·启示录》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部应验：锁在无底深坑里的龙，或古蛇，也就是魔鬼，将“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聚集起哥革与玛各的部族，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12〕。中世纪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的龙的形象，就确认魔鬼就是中国的龙。“鞑靼人”（Tartar）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来自地狱里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1ian）则直接令人想起《启示录》中所说的魔鬼的部族哥革与玛各（Gog和Magog）。描述义和团的西方人，既在描绘他们目前的义和团，又在描绘他们“目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世界末日与地狱幻象。
在西方人的义和团想象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他们的历史记忆，又可以发现他们的宗教记忆。义和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的表现。魔鬼部落来自东方，他们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义和团，以海沙般的人数围攻基督徒的蒙爱之城，世间已没有什么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东方魔鬼部落的降临，就是末日。义和团不仅印证了他们的黄祸预感，也印证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千禧末日的预感。这是同一种原型，东方、中国，蒙古人或义和团，都不过是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黄祸”想象在众多的义和团事件的报道中变成了“真实”。更让人信服的是，画中那七个国家〔13〕加上一个日本，组成了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并四出追杀逃散的义和团。早在义和团刚刚在山东、山西出现，几位传教士遇难的时候，西方人就已表现出复仇的急切。义和团进京，围攻教堂使馆，美国《时代》杂志刊文称：“中国，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对我们发动了战争，北京的屠杀已经开始而且还将进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复仇。必须像对待食人生番那样对待中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越来越多的恐怖故事从中国传来：“白人妇女们正在遭受难以名状的野蛮折磨，据我们所知，有些受难者竟连续几天忍受可怕酷刑的折磨，痛苦难以细说，印度雇佣军起义的暴行也没有这般残酷。”“孩子们被当着父母的面杀害，妇女被强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残杀……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这种残暴的屠杀，我们必须复仇……”在西方人眼里，义和团事件已不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义和团驱逐杀害洋教洋人的冲突，而是野蛮对抗文明、中国对抗世界的冲突。他们在将中国等同于野蛮的同时，也将西方等同于文明。这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简单褊狭的仇杀，而是文明征服野蛮，体现着历史进步必然规律的正义行动。
所谓“中国对抗世界”的故事，终于以“世界”征服中国结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一书时，笔调是轻松的，就像他在写给读者的那段“前言”中开的那个玩笑样，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场狩猎〔14〕。英国士兵尼格尔·奥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于同时期的《北京使馆之困日记》，也以同样的笔调叙述义和团恐怖残酷的“围困”与八国联军的“解放”，同样是个光明的故事。他们的著作代表着当时绝大多数有关义和团著作的态度。这是一个以恐怖与邪恶开始，最终英雄战胜恐怖与邪恶的老套传奇。似乎只有少数例外，一是像法国海军军官、富于东方主义想象的文学家彼埃尔·洛蒂（P。Loti），他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为北京的废墟、死尸、抢掠所吃惊，哀叹世界上这个最后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辉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没有美与神秘，而那些庆祝凯旋狂欢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总有一天他所见过的中国那些“朴实精壮的农民”会掌握法国人的“现代的杀戮手段”，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尔，他不仅描述了义和团围攻使馆与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国联军洗掠北京的恐怖。这是同一种野蛮，似乎没有战争是正义的。
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最终也只是虚惊一场。它的结局并没有威胁到西方国家，反而导致了那个“天朝帝国”的灭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国联军进驻紫禁城。在慈禧的寝宫里，普南·威尔坐在“这位亚洲最有权力的女性”的床上，看着房屋一角那个华丽的银制夜壶，尽量体会这个垂死的帝国权力中心的陈腐、乏味、永夜难眠的生活。那个用自己高超的权谋统治整个帝国，又幼稚到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后（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从洋人给她提供的专列上走下来时，发现车站里有那么多她过去讨厌的洋人，但她还是“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15〕。紧接下去她又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宴请这些西方使节、军官的太太及孩子们。美国公使的夫人代表众夫人致辞〔16〕。然这种措辞总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样，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样，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乱外患，已使这个帝国无可挽救了，崩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11年，少数革命党在少数城市意外的起义成功，竟使这个近四百年的天朝帝国顷刻间分崩离析。满清灭亡了，作为一个帝国，它已不可能再威胁西方。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内》一书中说：“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