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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度地评价游击队的营救活动：“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3〕写到游击队领导人曾生请他们吃狗肉和游击队战士为他们站岗时这样描述：“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记不了。饭后主人们就让我们休息。……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到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因为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原故。但在第二天我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4〕谈到他对东江游击区的见闻时写道：“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的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5〕在茅盾的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回忆。人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茅盾在东江的日子里心情是愉快的、与游击队的关系是融洽的结论，然而如果再阅读更多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事情原来并非如此。
就在白石龙游击队司令部楼上吃狗肉宴后的第二天，为安全起见，茅盾夫妇、邹韬奋、胡风夫妇、胡绳夫妇、叶籁士、宋之的夫妇等十多人被转移到几里远一个搭在山坳树林里（当地人叫大山寮）的草棚休息，等待转移惠州的时机。大山寮的伙食按胡风的回忆还是可以的，“有专人负责买米买菜做饭。吃得不错，每天总有一大碗青菜或别的什么菜，后来听说我们把物价都吃贵了”〔6〕。但因为人多，狗肉、果子狸可能并非人人都吃得上了，只有看谁的“运气”好了。胡风回忆：“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果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了给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7〕可能是茅盾提了这个意见的缘故，后来（2月17日），地下党在惠州送茅盾等二十多人去老隆前，按上级指示发给文化人每人一千元作为旅费，另外特地多给茅盾五百元，还给了一点布料〔8〕。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香港有关人员的紧急电报中表现他对经费问题的关切，并有两次提到疏散朋友时的用钱问题。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发出的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1941年12月20日，周恩来致张唯一转廖、刘电报提到：“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是多少……请唯一问少文即覆。”〔9〕至于具体分发到各位文化人手里的疏散费，可能就像今天公司老板给员工“包红包”发奖金一样，有无和多少的问题，彼此之间大概也只能靠猜测。如果胡风的回忆是真的，那么文化人的疏散费是没有发给茅盾的。
胡风提到的香港沦陷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指的应该是夏衍。周恩来1942年6月21日《关于香港文艺运动情况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报告》中说到，香港沦陷前，中共在香港文艺方面的内部组织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在这五人分工中，电报明确指出夏衍负责文艺小组，胡绳负责学术小组，张友渔负责新闻小组〔10〕；众所周知，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全面工作和涉外统战活动，并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主要管秘密和情报系统的活动。香港沦陷后，夏衍比茅盾早几天离开香港，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而且夏衍等人是由潘汉年系统的人员陈曼云等护送脱险的。司徒慧敏回忆：“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党内的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带夏衍、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六位同志于一月五日离开香港，先坐船到长洲岛，然后到澳门。一月五日早晨四点钟左右，天蒙蒙亮我们就离开了香港。”〔11〕逃难途中的茅盾对夏衍非常不满意，火气大得很。在白石龙，他曾对参加接待文化人工作的东江游击队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嘉（即老一辈文化人杜襟南，年近九旬，依然有很高的生活质量，居广州）等人说：“夏衍负责港文化人工作，不出声地自己跑了，毫不负责，我要报告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2〕从茅盾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矛盾的人格，须知此时的茅盾不在党内，是党外民主人士，而他却依然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自居的。正如本文开头丁帆教授的文章所分析的：茅盾的矛盾人格“其深度心理模式则是他对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眷恋情绪所致”。“作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同岁党龄的老一代作家，自1927年脱党以后，却一直在苦恋着党，苦恋着政治的拳拳之心。但可悲的是，由于人格的矛盾与缺陷，他又不敢向党捧出内心的另一面赤诚，造成了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的政治格局，所以直到临终前遗愿才得以实现——恢复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的悲喜剧场景。”〔13〕
在东江，茅盾心情相当烦躁不安，也急于离开东江到大后方，对游击队的护送安排并非很满意，不时有一些在游击队看来是不利于安全的行动。1942年农历大年除夕（2月14日）的深夜，历尽千辛万苦的茅盾夫妇等二十多人到达惠州。在刚被日寇烧杀抢掠的满目凄凉的惠州，国民党的警察特务设立了许多水口和陆口检查站，盘查很严密。鉴于城内的危险处境，先于茅盾到达惠州的廖承志曾对在惠州负责秘密接应工作的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交待两条铁的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士上街公开活动；二是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收起来集中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连贯则要他时刻提醒经过化装为商人的文化人，说话、举动都要格外小心。卢伟如曾回忆茅盾离开惠州时与护送人员的“不合作”情况：“从惠州到老隆，主要是水路。农历正月初三（2月17日），我们护送茅盾这一批文化人上船。上船的码头是在惠州的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茅盾经过中山公园，看到园内矗立着廖仲恺纪念碑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不禁心血来潮，诗兴大发，竟站在纪念碑前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诗来！我在一旁可着了急。他这样书生气十足，哪还像个做生意的‘商人’呢？如果引来人围观，很容易暴露身份。我赶紧上前小声劝阻，不料茅盾却发起脾气来。后经大家说服，他这才平了气。……为了确保茅盾的安全，我特意通过打入惠阳县税务局的地下党员黄鑫同志（后牺牲）的关系，安排他乘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船只走。这种走私船，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特务，都是不敢检查的。可是，当茅盾上了这条船，看到舱里一片乌烟瘴气时，说什么也不肯与这些国民党腐败官员同船。最后，他还是和大家一起乘包船走。”〔14〕
茅盾一行，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3月1日）到达老隆，然后搭上去曲江的军用卡车。3月9日，茅盾夫妇从曲江乘火车到桂林，正好距他们离开香港两个月。同一天，中共粤北省委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转南方局并中共中央，谈了茅盾从香港撤退在东江途中的情况：“茅盾原劝他隐蔽一时待机，但他极不满，认为我们策略怕他跑到国民党区去藉词挽留他。因为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大发牢骚，以为此次招待都是为得扩大我党影响而已。经解释仍如此，现已转桂林。”〔15〕
二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与后来茅盾回忆出入很大的矛盾现象，即茅盾的东江的不愉快并和游击队有摩擦呢？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