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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之地的意思。当然，乾隆四十八年上距康熙十八年已有百年，上述记载是否确切可靠也很难说，但八大山人在临川作客期间向胡亦堂私下提出过某些具体要求，按两人当时的交往情况来看，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再看胡亦堂，他是个很注意“仰体”朝廷旨意的官员。当初他任新昌县令时，通过裘琏早已结识了八大山人，但他很注意“分寸”，从不亲自出面，也不落下任何交游唱和的痕迹，因为朝廷在当时还没有对前朝遗民实施收买政策的意思。一旦朝廷的态度改变，他也亦步亦趋跟着改变。朝廷诏开博学鸿词科，他就邀约一班文人雅士举办“梦川亭笔会”，朝廷诏修明史，他也延揽前朝宗室遗老编修《临川县志》。他很清楚：朝廷对这些人的收买只是手段，收买过来“为我所用”才是目的。所以他对八大山人尊崇的同时，也仍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他和八大山人酬唱的那些诗章，四平八稳，只是夸赞这位“上人”的画多么神，当时的景色多么好，对于八大山人或明或暗多次表达的入世愿望，却从不见有一字回应。这是因为，倜傥风流、互相捧场的诗酒酬唱是一回事，推荐、安排、具体帮助你入世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要为你承担政治责任的，聪明的官僚胡亦堂不可能不讲究这些事。他的这种“保持距离”的姿态，八大山人在作客后期似乎有所觉察。所以，初期八大山人被“延之官舍”，后期他就搬到寺庙中去了，初期酬唱、题咏甚多，后期就看不到这些事了。而且，八大山人的症状是“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可见这“狂疾”发作不止一天，这期间却不见胡亦堂有任何表示。八大山人逃往南昌以后，胡亦堂也从此和他再无往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裘琏也从此和八大山人再无交往了。其实，胡亦堂和八大山人，一个是正统的、聪明的、热衷于政绩政声的大清命官，另一个则是敏感的、孤傲的、才华横溢的、出身前朝贵胄的艺术家，两人器不同道亦不同，八大山人寄希望于胡亦堂能帮他入世安身立命，只能是不谙世务的知识分子的天真，只能怪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失望、后悔之余，他这才发觉自己的处境已十分尴尬。滞留临川不仅毫无意义，甚至已是相当难堪；退回“耕香院”去重新修禅，更是心所不甘情所不愿。进退两难之中，内心的矛盾日趋激烈：数十年来，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他、愚弄他、奚落他，可他总是在企图依傍某种外在的力量：君主、佛祖、朋友等等寻找出路，这一个不行了，就去投奔那一个，结果却发现他们谁都不行。他在痛苦和难堪中终于意识到：那么好罢！而今而后，谁也不靠，只靠自己！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的大彻大悟，豁然开朗！然而几十年时光却因为愚蠢而浪掷掉了！……于是他忽哭忽笑，裂焚袈裟，独自回到身生之地南昌城里去了。
然这哪里是“忽发颠狂”？他这是在大苦闷中获得了大解脱，于大痛苦中获得了大彻悟，并因此作出了十分清醒也十分勇敢的抉择。从此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中，他自谋生路自寻欢乐，自我放浪形骸，做自己爱做的事，结识自己愿意相与的人，否则便不理不睬甚至白眼相加，全不顾忌世俗禁忌、教义清规、利害得失。他的晚年生活清贫、朴素，但内心自由自在。他已找回了自我，这精神自由的自我就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从此再也不曾去依傍或反对任何外在势力，显示出他在精神上对那个时代互相对立的势力及其不同理念——大清、大明、儒家、禅宗、卑贱、高贵等等的整体性超越，获得了他那个时代难得的精神自由。日常生活中也率性由情，全不顾忌礼仪规范，有时甚至疯疯癫癫。邵长蘅曾批评那些把八大山人视作“狂士”或“高人”的意见，可见这类看法相当普遍，认为这是“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其实所谓“狂士”，所谓“高人”，只不过是世俗社会和释道两家按照他们各自的尺寸来度量他们莫测高深的人物时，一种貌似宽容的简便说法而已。他们不可能理解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八大山人也并不在乎他们有怎样的理解。倒是邵长蘅敏锐地感觉到了八大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并形象地比喻为“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应该说，这是对八大山人内心世界相当准确的艺术感受。看来八大山人的精神自由绝不是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简单逃遁，绝不是再度遁入“四大皆空”的境界中去出世，而是在“入世”的基点上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破解与超越，即自觉地和这些外在的羁绊格格不入，自觉地不受它们的控制，自觉地在坚守和张扬自我中寻找全新的生命意义，而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却只能使他的内心生出更多的痛苦。再说人到老年，回忆更多，身世之感也更深，而南昌又是他的故乡，城内的弋阳郡王府曾是他的旧居，如今“城郭人民非从前”，这里的街巷建筑、一草一木，都可以是他的怵目伤心之地，回忆怀旧之源。回首前尘，难免铜驼石马之悲，更难免岁月蹉跎之恨。他这一辈子孜孜追求生命的意义，到头来才发觉生命的意义全在生命自身的自由发展，而不在于皈依外界某种理念。但是这个发觉来得太迟了，耗费的年华和心血太大了，他能不自怨自恨吗？……
在赢得了精神自由，内心再无桎梏的状态中，八大山人进入了书画创作的成熟期和全盛期。在他的流传至今的作品中，十之八九都出自他“忽发颠狂”回到南昌以后。在这一时期中，不仅作品的数量空前，而且题材和风格也繁复多样，既有孤傲冷峻之笔，也有清秀婉约之章：有的粗豪怒放，有的恣肆汪洋，有的疏淡空阔，有的淳厚古朴……你无法用某种模式来规范他，也许只能说，他的风格就是不拘一格。同时，作为一种自我标识，他的书画题款也大起变化。从前他在削发为僧时期的作品，题款都用法名“传启”或僧号“雪个”，回到南昌后，一概废弃不用。开头几年他杂用“个山”、“驴”、“驴书”、“驴屋”等作题款，从中可以隐约感觉到他自比为驴的那份自嘲自谴而又倔强无悔的心情。但到他五十九岁以后，作品款识就主要用“八大山人”了。据说他对这个名字还自有解说：“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这已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了。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安顿灵魂的家园，而中国乃至全世界，也由此得到了一位书画奇才。
在东江的“另一个”茅盾
？ 袁小伦
在完成本文初稿后，笔者读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帆先生的一篇文章《人格的矛盾 矛盾的人格——茅盾》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丁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说，他从1983年开始有幸参加《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泱泱千万言的茅盾著作中，“读了十多年的茅盾，终于算读出了个中的些许真谛”：“茅盾之所以为‘矛盾’（他在创作第一部作品时的署名就是如此，‘矛’字的草字头是叶圣陶所加），这便是其人格内涵使然。”“随着许多史料被发掘和披露，人们用惊异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这位文学巨匠了。他在政治上的动摇，他在生活中的风流韵事，打破了许多文学崇拜者的伟人欢梦。”〔1〕很惭愧，笔者对茅盾的著作读得很少，仅仅因有关专题研究而浏览过他的回忆录，结果发现茅盾的回忆与史实出入不小。茅盾的有关抗战时在广东东江的回忆，就让笔者看到了“另一个”茅盾，一个矛盾的茅盾。
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批内地旅港名流、贤达和文化人在中共的部署下，经东江游击队和地下组织的护送，于1942年初，历尽艰难险阻，安全返回大后方，史称“抢救文化人”。茅盾是被“抢救”的知名人物之一，他从1942年1月9日开始离开香港，途中在广东东江地区度过一个多月时间，3月9日，从粤北曲江乘火车抵桂林。六七年之后，茅盾“1948年9月，追记于香港”，“1949年8月，修改于北京饭店”〔2〕的《脱险杂记》，详细地回忆了他自己在东江的经历及游击队的艰苦生活，生动地记述游击队护送和接待文化人的经过等等。他高度地评价游击队的营救活动：“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