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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04-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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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八大山人身上的“误会”,其实何止这一点儿!比如,为了发行一套纪念八大山人的邮票,有关解说文字中写道:八大山人姓朱名耷。但他果真名叫朱耷吗?不错,康熙五十九年编纂的《江西通志》上有记载:“八大山人名耷。”乾隆四年印行的《国朝画征录》中也写道:八大山人“姓朱氏名耷”。此后直到今天,许多美术史、论、画册甚至辞典,都在沿用这一说法。但这一说法却和八大山人的“大明宗室”身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换句话说,八大山人作为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他的原名即“谱名”,绝不可能是“耷”。因为朱元璋不仅给他的众多儿子们封王,还给他们分别颁赐了谱系字辈名录。比如他给燕王朱棣(即明成祖)这一支颁赐的谱系字辈是“高瞻祁见祜,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所以,崇祯皇帝作为朱棣的第九世孙,他的名字中必须有一个“由”字,而名字中的另一个字的偏旁则必须按照“木火水金土”的序列轮回,轮着崇祯帝这一辈挨上了“木”,所以他的名字叫“由检”,而他的堂兄弘光皇帝则名叫“由崧”,他的另一个更加疏远的堂弟由榔则成了永历皇帝。总之,所有属于他这一辈的堂兄弟,名字当中都必须带有“木”字旁,而且必定冠以“由”字。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谁不遵守谁就不是他的子孙。如此严格的皇族谱系序名制度,使得当时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哪一支第几代的皇子皇孙,也为后人的查证提供了依据。
  朱元璋颁赐给宁献王朱权这一支的谱系字辈是:“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八大山人在四十九岁那年,曾请人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画,上面有他自己写的众多题跋,并且用了一方“江西弋阳王孙”的朱印。他究竟是朱权之孙弋阳郡王的第几世孙呢?有人说他应属“统”字辈,也有人说他应属“中”字辈,那他的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就必须带有“木”或“水”的偏旁,反正不可能是单名一个“耷”字。他曾在大明皇朝统治下生活了十九年,是有资格或者曾经承袭过“奉国中尉”勋爵的皇室成员,他和他的父祖们谁都不可能违反太祖皇帝钦定的宗室命名制度。
  那么“朱耷”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呢?叶叶先生和萧鸿鸣先生说:“朱耷”不过是八大山人应考秀才时,为了不让考官们知道他的“天潢贵胄”身份,而按照当时的制度,由当局决定给予他的“赐名”,即“庠名”。萧鸿鸣先生甚至说,这种做法“就像我们今天考生的数码代号一样”。
  皇族子孙不得应试做官,这原是“家天下”观念的极端延伸。天下都属一人一家了,百官只不过是为皇家奔走服役的奴才,怎能让龙子龙孙们混迹于奴才群中呢?而且,在实际政治的层面上,皇族子弟做了官也容易滋生政治野心和分裂势力,不利于“万世一系”的统治。所以明朝的《国典》曾明确规定:“公姓不得赴制艺。”如此二百年,到了万历年间,全部宗室成员已繁衍达到十五万七千多人,其中袭爵奉国中尉以上的成员已近九千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闹得许多省份的全部田赋收入都供应不上那里的爵爷们的俸禄,国库便越来越穷,给爵爷们的俸禄只得再三再四地打折扣发放,陷入了朝廷和宗室双方都不满而又都无法解脱的“公私两困”的窘境。于是稍稍放宽政策,允许奉国中尉以下的宗室子弟可以“以赐名入试”,也就是可以参加考试,但不准使用原名即“谱名”。所以这“赐名”又称“庠名”,是属于为了应付考试而临时使用的名字。参加考试以后,不论是否考上,当事人都可以不再使用这个“庠名”。八大山人在十八岁那年考上了秀才,他那个“庠名”当然登录在册,所以《江西通志》说他名叫朱耷,不能说它全无依据,但它用一个临时使用过的名字掩盖了八大山人的原名,也就难免“一叶障目”之误会了。
  不过,落在八大山人身上的最大误会,恐怕就在于把他说成是终生怀恋大明王朝,终生坚守遗民气节不愿和清政权合作,甚至直接参加抗清斗争,这样一位“矫然松柏昂”(朱观《国朝诗正》)式的人物了。于是,八大山人在二十三岁那年削发为僧,被说成是他在企图披上袈裟以掩护抗清活动,八大山人在二十八岁上“竖拂称宗师”,当了主持僧并且聚徒讲学,被说成是他已把一处“灯社”变成了抗清据点。八大山人在五十四岁那年作为清政权江西临川县令胡亦堂的贵客,应邀前去诗酒唱和,住了一年多,第二年却“忽发颠狂”,焚裂袈裟走还老家南昌,这一事件更被说成是为了逃避胡亦堂胁迫他降清,不得已“佯狂”出走,是在坚守遗民气节。从那以后直到八大山人在八十岁上去世,他专心书画创作,再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其他行动了,于是就对他书画作品中的某些署名和花押,揣摩其形态,猜想这个花押的模样像是“思君”二字,那个花押的形态仿佛“三月十九日”(崇祯上吊自尽的日子)……种种说法,不胜枚举。总之都是预先给八大山人一个政治定位,再据此论证或猜测他的生平言行及其笔墨意蕴。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八大山人有没有身世沧桑之感、铜驼石马之哀。在明清易代之际那样一个“大时代”中,他个人又有着如此曲折的人生经历,生发出这类情绪原是情理之中的事。况且这类情绪在降清的官僚文士中也多有表露,和特定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此认为,这就是八大山人怀恋大明王朝,坚守遗民气节,甚至从事抗清活动的证明。不妨打个蹩脚的比喻:今天六十多岁以上的老人,怀想起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如何如何,生出这样那样的人世沧桑之感,能说他这就是在“为民国招魂”吗?再说,仅仅从政治态度这一角度来理解一个艺术家,那也太过单薄了些。
  在八大山人八十年的生涯中,有六十余年生活在明亡以后。他曾是大明的王孙,考过大明的秀才,当过三十余年和尚,也做过大清官员们的座上客,却终于焚裂袈裟回到了“人民城郭非从前”的故乡,成了一个“不名不氏,惟曰八大”、“溷迹尘埃中”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单凭这份简略的履历也不难看出,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包括他的政治态度,并不是单向的、一成不变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理解他,那就不应也不必回避他处世态度中的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之处,从中理解他那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
  资料表明,对于八大山人来说,大明王朝很难算是他的“失去了的天堂”。有明一代,朝廷和宗室成员的关系历来相当紧张。明成祖既然能以“亲藩”起兵篡位称帝,他自然着意提防其余的亲藩兄弟们也学他的样。他登基后便着手减削“亲藩”们的卫队,同时宣布“厚其禄养”,实行赎买政策。再后来他感到自己的皇位稳固了,就开始打折扣发放亲王们的禄米了。到了嘉靖年间,宗室的俸禄竟连半数也领不着了。但宗室全靠朝廷俸禄养活,俸禄七折八扣,宗室们的生活便一代更比一代窘迫,而且毫无别的指望。八大山人的祖父或高曾祖父,便曾写下“薄禄藜羹堪养老”这种牢骚兼自嘲的诗句,他的一个儿子只能“孜孜晓夜挥洒不倦”地为人作画,得些馈赠以补贴家用,完全是破落贵族的生活状态了。而宗室们所受政治限制却十分苛严。明王朝规定藩王之间不准私自交往,哪怕出城祭扫祖宗坟墓,也得经过批准。宗室子弟不得参加科考,以防他们踏上仕途,另谋出路。所以就其实际地位而言,明朝的宗室成员都是些政治上的阉人,是一批空有“尊荣”特权的领取微薄俸禄的终生被软禁者。特权在这里已变成特权者的桎梏。
  在这一背景下来看待十七岁的八大山人决心放弃爵位,以民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举动,便不难感到,这位少年为了争取自身的发展,已把朝廷赏赐的这份“爵禄恩泽”视作不如鸡肋,弃之也不可惜了。从中可以看出,他和他的家人对大明朝廷已多么失望。
  他十七岁“弃爵”,十八岁考上了秀才。“秀才是宰相的苗子”,明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有:五经、礼制、时务策论,三场文字考试之外,还要面试骑、射、书、律(音乐),可以说是按照那个时代选拔“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材”而设置的。据八大山人后来的一位师兄介绍:他“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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