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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大批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回归祖先故土，他们带去了社会主义憧憬，还将俄国农村公社移植到了以色列，这就是“基布兹”。以色列大半国土是沙漠半沙漠，淡水极度匮乏，农业环境极为恶劣。但以色列人在这种条件下仍发展了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粮食百分之九十五自给，蔬菜、水果、鲜花、禽类、奶制品大量出口。这其中基布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以色列经济发展，“今天的基布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仍以农业为主，有的已转向旅游业、服务业、工业。但基布兹奉行的财产公有、成员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集体进餐、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却一直坚持下来”〔24〕。每个基布兹都有一个大食堂，“这里既是庄员集体进餐的场所，又是他们开展娱乐和民主管理的中心”。有人问，“这样吃‘大锅饭’，不怕养懒汉？”其负责人回答说，“基布兹在很大程度是靠信念和同舟共济精神维系起来的。能吃苦耐劳而且不计报酬者，经人介绍和庄员大会批准后方可加入。加入后还要再考察一年半。进了基布兹，工作、住房、生老病死都有保障……”〔25〕
这是什么主义？社会主义？不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不是！这也不是民粹派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村社”。据基布兹负责人说，以前庄员还把劳动所得（工资）交公，最近才开始存入银行各人的户头〔26〕。何以基布兹人有这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莫非基布兹精神是民粹派精神的隔代遗传？
它毕竟是从俄国移植过来的啊！
假如苍天有灵，民粹派的魂灵会不会走到马克思的面前，对他说：“我们不是你的合格学生（民粹派经常称马克思为老师），但是你的合格学生的某些社会主义模式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公社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会不会这样回答：“我最近经常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需要继续探索。第二，社会向何方发展与主义没有关系。再好的主义，人差，它就是坏主义。再差的主义，人好，它也会进化成好主义。你们民粹派人格高尚，比我那些合格学生强多了！”
我们不能学基布兹的“共同生活”，更不能学“财产公有、集体进餐”，1958年人民公社就留下惨痛的教训（但是为什么基布兹不惨痛？）；我们也不能学民粹派公社的“长老会”（长老在哪里？），一个村只有两三个“干部”，光杆司令。但是我们可以学它们如何简化管理，防止管理系统滚雪球长大。
相信农民的智慧。
注释：
〔1〕笔记抄录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译文》，原期号不详。
〔2〕〔3〕〔6〕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232、235页。
〔4〕笔记抄录自罗广斌：《在烈火中永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5〕〔9〕〔10〕〔11〕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93、93、190、269页。
〔7〕〔8〕（苏）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2〕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读书》2002年第7期。
〔13〕樊钢：《腐败每年损失一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原话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15〕（俄）弗兰克著、徐风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序，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16〕〔17〕〔18〕张建华：《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季刊）2002年第2期。
〔19〕邵丽英：《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0〕刘黄：《农民小康决定现代化进程》，《中华工商时报》2002。12。12。
〔21〕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
〔22〕艾森伯格等著、时波、夏泰宁译：《摩沙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99～100页。
〔23〕〔24〕〔25〕〔26〕王伯伟：《基布兹——以色列的“人民公社”》，《福建日报》1994。5。24。
新
教伦理产生了资本生义？
？ 张晓群
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人民开始走出中世纪，迈进近代社会的门槛；欧洲的社会结构，由所谓的封建主义，逐渐演变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这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革命。原本相互分离隔膜的人们，现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共同的生产生活的洪流中；原本强制性的人际关系，现在向着自觉自愿的分工协作关系转化。显然，这一人际关系模式的转化，从根本上说，是不断发展着的工商业带来的。
美国中世纪史权威汤普逊指出：“在十五世纪后半叶，一切影响欧洲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时起作用……旧欧洲是封建的、宗教的和以农业为主的欧洲。而新的年轻的欧洲是资产阶级的、商业化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化的欧洲。”〔1〕那时的欧洲，正在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商业文明。但是，当一个社会体由前者蜕变到后者时，那既是激动人心的，也是令人痛苦的。当新的充满诱惑力的生活图景不断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却又发现，原有的习惯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不断地丧失；当隶农们摆脱了蛮横霸道的领主后，他们却发现又要面对惟利是图的资本家；当资本家们摆脱了国内无数的过境关税后，他们却发现又要面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当国王贵族们正为自己属地的工商业增长而兴高采烈时，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权势地位正在坍塌；当教皇主教们正在享受自己聚积起的前所未有的财富时，他们却惊恐地看到：一场摇撼他们存在意义的宗教改革风暴正在来临。在欧洲的中世纪末期，每个人对明天的到来，都是既期盼又惶恐。蜕变就是挣脱过去，就是迎接新生，就是动荡不安，就是躁动不已。欧洲中世纪与近代之交，就是新社会临盆的时刻。蜕变之所以在那时发生，是因为蜕变的条件在那时已经成熟，新社会已经成形。今天的西方社会，是在稳定的社会规范、社会框架、社会体制里面运作的；但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所有的社会规范、社会框架、社会体制，都具有新旧交替、新旧过渡的性质。经济体制是这样，政治体制是这样，宗教观念也是这样。那时的一切都是半生不熟的。
在这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了什么作用？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的是这样的吗？
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时，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道德；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于人们利用经济方式明目张胆地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以及各种“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
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像李嘉诚、刘永行这样的富商，要是早生五百年，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就像七十年代末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一样。《大学》里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的话，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所以，那时提倡的是这样的行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如在汉代就禁止商人衣丝乘车，直到清代，此种限制还是时时变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