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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成本实在是太低了！没有层层叠叠的管理机构，没有庞大的管理层。旧俄农村公社实行的是集体议事制——大事由“村会”（家长会议）、“长老会”（辈分高、德望高、家族关系广的长者会议）讨论，小事由村长决定，管理者也是劳动者，少数“公职人员”如村长、司书、司库等由两种会议选举产生，一般只有很少报酬〔9〕。几百年来，沙俄政府靠如此低成本管理着广大农村，不仅能养活国民，还有粮食出口（西方学者认为公社通过土地“定期重分”，“抑强扶弱”〔10〕，起了稳定农村的作用）。革命后苏联大大提高了农业管理成本，却长期粮食紧张，粮食人均产量始终达不到革命前水平，最后成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11〕。值得后人好好深思。
李昌平的《“三农”寻思录》有一组这样的数据：中国有二千八百个县，每个县有六十多个科局，全国有近五万个乡镇，每个乡镇有十五个部门，县乡干部大约有三千二百万人，每年工资需三千二百亿元。全国有约八十万个行政村，四百六十万个自然村，村级干部约一千五百万人，年工资需七百亿元。县每个科局每年需三十万元运转费，乡每个部门每年需三万元运转费，全国总计六百亿元。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品安排每年需一千亿元。另全国县乡村债务总达六千亿元（其中官方统计乡一级二千二百亿元），每年支付利息八百亿元。六笔总计，共六千三百亿元〔12〕。
六千三百亿不是个小数字，我国GDP总量2000年之前是七万五千亿〔13〕，2000年达到八万亿，农业总产值（包括农村矿业产值）以百分之三十五计，约二万八千亿。我国农业人口为九亿，他们的生活总费用每人每年以二千四百元计（这是个很低的数字），总计二万一千六百亿。扣去这个数，二万八千亿剩六千四百亿，它拿来干什么？付帐？付上面的六千三百亿？
我们不懂经济学，但见过企业如何搞生产，一个企业决不会将它的年产值全部用于发工资，它必须留下折旧费用（用于设备维修）、技术更新费用、基建费用（有些体现在每年还贷中），它还要划出培训、教育经费，有时还要划出科研开发经费……这样的企业才有前途。农业不是企业，但它同是生产系统，万家同此理。
提一个外行问题：农业有没有“设备”？农业如何体现“折旧”？撇去河流、山川、大地、湖泊美的价值以及人文价值，大地、山川……不就是农业的“设备”吗？农业从大地生产产品如同企业从机器生产产品。从老祖宗算起（算两千年吧），谁为此“设备”一笔一笔付过折旧费？它负载着庞大的人口运行了两千年，现在已经超负荷，也许这才是“三农”困境的根源。现在我们认识到它应该大修了，可是我们一看，从农业自身的产值中，已经拿不出这笔费用，因为农业的“剩余价值”全部拿去养人了。
经济学界有种观点：搞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资本主义靠掠夺殖民地取得原始积累，社会主义靠从农业取得原始积累。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前苏联搜刮原始积累太狠，把农民抠得太苦〔14〕。这个观点应该没有什么大错。我们也提出一个补充观点，即社会主义在前期是能从农业取得原始积累的，因为那个时候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养人少。一旦“原始积累”化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规模经济形成，国家有了“完善”的管理系统（农村也有了），就开始养人了。“原始积累”就没有了。
有人说，民粹派如果后来在苏联执政，也搞社会主义，一定不会搞腐败！他们想从腐败中得到什么？特权？各种享受？荣华富贵？这些特权他们原先不是都有吗？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牺牲了一切乃至生命，与其今日，何必当初？托尔斯泰也说民粹派比其他政党高尚。——我们不敢苟同这种观点，人是会变的。但是我们敢肯定，民粹派若执政，苏联农业“剩余价值”不会拿去养人，也不会“原始积累”突然就没有了。他们会珍惜农业（他们本来就是农民社会主义者），苏联经济的泉头永远不会枯竭。在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下，农村将有足够的费用投入科技及文化等基本建设。他们会比一般政治家更加珍惜环境。因为民粹派本来就热爱土壤，赞美俄罗斯的土壤到了痴迷的程度，竟称：“不是什么比喻的、抽象的土，而是你以泥巴的形式粘在套鞋上从街上带回来的土”，“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具有超历史的道德力量的土”，俄国人民不离“土”，就能“肩负人间一切重担，替我们医治心灵的伤痛”，离开了土，“俄国人民的世界观便不复存在”……〔15〕“舵手”如此热爱“土”，应该不会“舍了生存换发展”。
二十多年来，我国向资本主义学习了那么多管理法，为什么不学一学民粹派的“村社自治”？它还是（曾经）“同属一个革命阵营”〔16〕的呢！
有人疑问：我国从1986年就试行“村民自治”，还推行了农村民主选举，这不也是“村社自治”吗？
不一样！俄国的村社自治是几百年间自然形成的，村民已将村社当作了“精神共同体”〔17〕。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极低，几乎不用设置专职公职人员。中国的村民自治尚需要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临时性也要付工资），否则公共事业就无法运转。俄国的村社自治体单一，管理职能“统包”〔18〕，国家无须再在县、乡设置专门管理农村的机构〔19〕。我国的“村民自治”目前还只是“农业管理的最后一环”。在其之上，县、乡“六十多个科、局，十五个部门”（李昌平语）仍然运行。前者造成我国农民“有费”，后者造成我国农民“有税”。据报道，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20〕，原因是否在于此？“村民自治”确实将我国的农村改革推进了一大步，但“有税”、“有费”再加“剪力差”，使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至今未得以解决，否则李昌平也不用写信了。
有人会提出，民粹派的“村社自治”落后，现代社会的许多复杂功能它无法承担。另外，列宁批判过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指出它的空想、反动性〔21〕。其实“村社自治”是不是社会主义跟我们的“三农”毫无关系，它是也好不是也好，只要它的管理形式于我有用，借鉴搬用就是了。另外，所谓民粹派村社“空想、反动”一案也已经推翻了。1924年，德国社会党档案解禁，一封马克思致查苏里奇（民粹派女革命家）的著名信件被公布，流亡海外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一片欢呼之声”，他们说，信件的观点证明：“在农村公社问题上，马克思肯定地站在民粹派一边。”该党领导人又说：“被扣压了四十年的致查苏里奇的信已使辩论有了结论。”〔22〕从信件看，马克思确实同意民粹派的村社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那么，村社自治是不是很落后？它没有层层叠叠的管理机构，能不能承担现代社会的管理功能？我们最好去看一个现成的例子，它几乎就是民粹派“村社自治”的照搬。它已经成功运行了近一个世纪，目前生活富裕，现代化程度很高，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它正处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这就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
一说起以色列，我们的眼睛就瞪圆了，“帝国主义”啦、“强盗”啦、“巴勒斯坦人民英勇斗争”啦。其实以色列人有很深的“社会主义情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对劳苦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苦海余生的犹太人对社会主义尤感兴趣。建国初期，以色列走过一段“社会主义弯路”，执行过社会主义政策，执行得有点太过了，有点“左”的味道。公有制啦，禁止私人贸易啦，去自由市场抓“二盘商”啦，那时以色列公务员打领带会被批评（“腐朽的资产阶级象征”），而警察则被人讥为“翻老太婆围裙（搜鸡蛋）的人”，常常觉得抬不起头来〔23〕。
上个世纪初，大批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回归祖先故土，他们带去了社会主义憧憬，还将俄国农村公社移植到了以色列，这就是“基布兹”。以色列大半国土是沙漠半沙漠，淡水极度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