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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法杀人家族》一书中，记载了法国巴黎职业刽子手夏尔·桑松家族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七代人二百多年的行刑历史，其中以第五代夏尔－亨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最为引入注目。这位刽子手的正式称号是“巴黎地区有罪判决执行人”，说起来还该算作国家机器、专政的工具，“是维持国家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由于杀人是一个并不怎么体面的职业，因此，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并不过分地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而担心，能否从容行刑，取决于他的个性以及行刑时的实际状态。夏尔－亨利似乎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优秀行刑人，他敏感、胆怯，年轻时经常不能“漂亮地完成任务”，但他的职业要求他必须要完成政权的命令，不论这个政权是属于路易十六还是属于共和国。当他监督完1757年3月28日的一个百年一见的车裂刑后，他变得沉稳而老练了。这一年他刚满十八岁。以后的历史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名噪一时的职业刽子手，并成为这段历史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他，夏尔－亨利·桑松甚至被称为法兰西“革命的拱顶石”。
1789年7月14日，以争取平等、自由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为了更好地体现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迅速、不痛地处决死囚，1791年6月的议会宣布以后所有的死囚一律执行斩首刑，为此而设计了断头台并于次年的4月25日第一次投入使用，处决了一个犯有盗窃罪的死囚。据说，断头台的设计还包含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智慧”：“国王仔细地审视着图纸……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手拿沾水笔画出了他认为应该如此的器具图形”〔2〕。那时，法兰西还没有步入共和，尽管恐怖已经开始，但人们怎么也没想到它会来得那样迅猛与残酷。
由于外国势力的插手和国王对祖国的背叛，法兰西形势急转直下，严重威胁了革命的成果。1792年4月20日法奥战争开始，随后普鲁士也介入其间，7月11日巴黎发出“祖国在危急中”的召唤，8月10日爆发人民起义并占领土伊勒里宫，逮捕了路易十六。从此，路易王朝除了一次短暂的复辟便不复存在了。为捍卫大革命的果实，防止可能出现的颠覆，仅9月2日至9月6日短短的几天里，巴黎就有一千一百多人被处决。革命的“刀片落下的太快太随便”，这就是著名的“九月大屠杀”。但不论九月屠杀是如何地血腥，最终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的胜利证明了它的正确与必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看来革命确乎是不讲温良恭谦让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八月起义使路易十六沦为阶下囚，进而又找到他里通外国的证据，凿凿事实面前国王已是在劫难逃。但围绕是否处死他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就在这极端正义压倒一切的时候居然还没有墙到众人推，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当然没有人能帮上路易十六的忙。1793年的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我们无法考证他面临死亡时的心情，但他的脑袋伸进断头台的一刹那，是否会发现断头台的某个部分正是自己的“杰作”，神情由此变得特别沮丧？可以肯定，他在为断头台的设计出谋划策的时候绝对没有料到是在为自己设计死亡方式。为路易十六行刑的正是夏尔－亨利。
宣布路易十六死刑的是谁？大名鼎鼎的罗伯斯庇尔。
作为律师之子的罗伯斯庇尔，秉承父业，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后成为律师、法官，他于1789年3月被推举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并由此步入政坛。此后，在自己的孜孜努力下，他平步青云一跃而成雅各宾派的领袖，对大革命时期恐怖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概缘于他对共和制的忠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热情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认为，只有“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3〕。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革命的前景。罗伯斯庇尔到底是位“法律工作者”，他意识到即使是强权，用以杀人的强权，也必须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这样才能有效地使民众与他保持同样的忠诚与狂热，才能顺利地推行其恐怖政策，才能师出有名、杀人有据。他是如何诱导民众加入到恐怖队伍中去的呢？且看1793年9月17日通过的《嫌疑犯律》，其中对疑犯的范围有这样一条规定：“……未经常表现其热爱革命者。”的确，热爱革命是要经常表现的，只是“经常”的程度是几天一次还是一天几次？还有“热爱”的程度，是热泪盈眶还是泪流满面，它的热度应该绝对地保持在多少摄氏度以上？确乎不好把握。正是这部《嫌疑犯律》，使间歇的恐怖变得持续不断起来。
类似于《嫌疑犯律》这样率尔不堪的条文在罗伯斯庇尔的倡导下纷纷出笼，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短短的五百零二天时间里，由夏尔－亨利为首的桑松一家及其助手在巴黎处决二千六百三十二人；1789年7月14日到1796年10月21日整个巴黎共处决了二千九百一十八人（这个数字似乎不太准确，因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中已有一千一百多人被处死，不过正史认为这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大概没有算入其间）；而全法国在相近时间里死于暴政的人数约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人。许多无辜的生命在矫枉过正的革命热情中，被无与伦比的残忍所消灭。“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4〕正如是出自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一样，断头台却被用来消灭人道。“打倒”就是法律、就是根据，到现在也没法说清究竟有谁对这种生命的杀戮付过怎样具体的责任。人们只有期待良心的发现。
警惕来自革命内部的敌人是保持革命纯洁性的重要特征，革命的不宽容则是一个革命者坚定性的重要标志。这些都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得到了体现。处死路易十六后，他不再满足于对王党分子的审判，一切不能与之保持绝对一致者都要成为清洗的对象。丹东，就是这场清洗运动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与罗伯斯庇尔一样同为律师出生的丹东，对大革命是同样忠诚的，最初的恐怖并不缺少他的支持，他们以后的分歧在于丹东的人文主义倾向更多一些，他不能再看到这样的血雨腥风继续无休止地蔓延。罗伯斯庇尔显然不能容忍这位实际上的政府首脑与自己对着干，既然是革命，岂能如此温文尔雅、半途而废！1794年3月29日，丹东被逮捕。按照罗伯斯庇尔对革命法庭的要求：“它要在一定的，而且永远是很短促的限期内对有罪的人判处刑罚。”〔5〕4月2日起，经过三天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的审判，4月5日丹东被处死。行刑的依然是那位夏尔－亨利。
为了与旧制度彻底划清界限，不仅需要恐怖，还需要忘却，完全从记忆中抹去过去的痕迹，以示革命的彻底，这一点法国人是相当领先的：“巴黎的一千四百条街道的名称改了，从群众的观点看，凡与王室有关的名称统统废除。国王广场改为联邦广场；路易十五世广场改为革命广场，波旁街改为里拉街。同样，使人联想起宗教、教会的东西也要从人民的心中消除。……圣母院改为理性殿，圣热尔韦圣普罗泰教堂改为青春殿。给孩子起名已不用圣者的名字了，代之以宪法、实月等革命的名字。……‘先生’和‘夫人’的称号被更体现平等精神的‘男市民’和‘女市民’所代替。”〔6〕甚至法律规定女性必须佩带象征革命的三色徽章，否则就要被送进监狱。在历法上“法兰西纪元”代替了基督纪元，这才有了如雾月、牧月、热月等这些法兰西特有的历法……如此等等。历史竟有如此相似的情景，且发生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导致社会走向疯狂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偏执与极端，而且是整个民族丧失了起码的理智，其结果必然是悲剧的。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法兰西毕竟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上帝的权威已经受到了质疑，那么个人权威的滥用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挑战。当人们认识到这种无情的杀戮，终究是一种灾难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大祸临头了。
直接导致罗伯斯庇尔垮台的是“牧月22日法令”，该法令的实施使恐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处死的人没有一天少于三十人。有时高达六十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