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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页。
①恩格斯从1843年起就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以及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他是欧文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世界的新道德》的撰稿人，并从各方面对革命运动起着影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在伦敦的同盟的领导人的系统影响是从1845年底才开始的。
②魏特林企图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中进行一次对于傅立叶、欧文、卡贝和他自己的观点的讨论。对于这些体系的比较应按照下列各点来进行，即：1．劳动应如何组织？2．什么东西推动人类去进行劳动？3．应如何领导劳动者，谁来领导？4．什么样的交换制度是最好的交换制度？5．应如何领导教育工作？6．妇女的生活地位应如何？7．可能有怎样的一些过渡时期？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38页及以下部分。
据许多普鲁士代表的报告里所述及的，魏特林在伦敦协会里并没有起特别的作用，虽然他仍然被许多人看作德国共产主义的重要代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后来把卡尔·沙佩尔等人的功迹贬低为只是救济和支援的活动。①他在各手艺工人集团里曾对某些小范围的人作过讲演——也有关于技术问题的。但是直到1845年中，他的主要工作除了通讯以外，在于草述他那已经宣布的关于他的囚禁生活的作品，以及编定了一本《思维和语言学》（或是按照他自己曾经用过的名称，“真理的体系”），前一部作品题名为《法庭——五百天的体验》（除了若干出自他青年时代的材料外，包括从1843年4月到他抵达伦敦的这一段时期），他于1845年春写成，并且向康培及其他出版商洽印，但是他们拒绝承印。1849年原稿落入汉堡警察局之手。因此这本书在魏特林生前没有发表②。他的《思维和语言学》这本书所遭遇的命运也是一样。无论在《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两本书里都已经表现出他对于世界语和天文学问题的兴趣。随着他在瑞士活动的失败，以及他和工人运动的日益隔离，他主要从事于（后来在1855年之后也是这样）这些问题的研究①。
①参看本书第301—302页。
②这本书对于魏特林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心情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并且提供了许多要点，可以说明他前此以及后来的发展。书的内容准确地追叙他在整个被拘押期间每天甚至每小时的经历，并且对被拘押以前和以后的事态作了一个简略的叙述。魏特林的意图，首先——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唤起他的同时代人注意普鲁士司法制度的本质和它的实际情况，这从他原来想把这本书的书名题作《法律》可以看出来。其次，他要揭露在他被拘押时对于他的（实际的和预谋的）陷害，最后，他要把一个囚犯的生活状况明白描写出来。而与此同时，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那作为殉道者以及作为工人阶级一个受召唤的领袖和先知的角色更充分地表现出来。《法庭》一书于1929年由E．巴尼科尔在基尔出版。
①魏特林想要撰写一本《真理的体系》，这个计划是由于他在狱中得到一本蒲鲁东的书而引起的。这是蒲鲁东1843年出版的《人类秩序的建立，或政治组织的原则》。魏特林认为他的这些思想有极大意义，认为完成这些思想比参加工人运动中的实际活动更重要，他甚至相信通过这个工作可以把共产主义建立在一个比迄今更深刻、更正确的基础上。《思维和语言学》一书从未作为定稿发表。甚至魏特林可能已经在1869年销毁了他的原稿，但是这本书的体系已经接近完成。1849年魏特林从汉堡逃亡时，曾把《思维和语言学》的一个摘要留下来，这个摘要他希望送给亚历山大·冯·洪堡特去审阅。摘要的标题是：《宇宙的分类》，它同时也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的普遍语言的分类”。在这里他一个个地列举并区分了种种概念、字、物体、存在与运动的形式、性质以及作用等等。1855—1856年所写的第二部著作：《在宇宙电磁作用中运动着的原始物质》一书显然是对他的体系的天文学部分的进一步发挥。在这本书里他想把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一种“宇宙力”，归结为一种“原始物质”。“在这种原始物质里有相吸与相斥作用，有流动、热、光、力、运动和生命……”。魏特林把这部稿子送到美国去印刷，并把它分送给很多科学家和院士。第三个文件（1859年）是向柏林科学院秘书爱伦堡教授的第二次申请书，并说明他的1856年的作品。这个文件题为：《世界体系的理论》，是对《原始物质》一稿的继续发挥。在这里魏特林写道：“在我的《原始物质》一稿里，我还保留了哥白尼的学说，现在我已经摆脱了它，哥白尼的世界体系，和托勒密一样，都是错误的。……提科（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比较接近于真理”。此外，如魏特林的儿子所说，他手头还存有一份《论天体力学》的稿子；按这部稿子所说，太阳“从西向东围绕着地球在一个大圈子上移动，而这个大圈子的中心则是地球的运行轨道”。这一切作品都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这些作品已经于1931年由巴尼科尔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里，宗教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地位。这无疑是伦敦的同盟领导人以及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影响的结果。
1845年5月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驻在地。1845年末，他已经离开伦敦几个月，在《特里尔日报》担任编辑工作，以及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和其他杂志写文章。虽然在他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之间有若干相近之点，但是他不久就直觉地体会到这个“肮脏的，没有神经的刊物”（恩格斯语）的阶级性质并辞去了他在那里的工作。“我从格律恩那里得到一句‘最后的话’作为答复；我们就分手了”，这是他在1845年9月写给赫斯信里的话。①在布鲁塞尔，魏特林第一次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会见。当然以前他早已听说过他们和他们的工作。例如在伦敦就已经知道了马克思对《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评价，并且在1844年10月的一封信里向马克思表示他的友谊。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我相信在《前进报》的若干文章里已经认识了您，因为我比较了这些文章的精神和人们所曾经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事，使我欣佩。我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所费词，总之，我们是朋友，并且希望以朋友的身分能彼此时时有所相闻，也就是说时时互相寄几行信……”②。当他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切方式来欢迎他，并且企图努力说服他，使他相信他还在不断地宣传的那些早先的见解是既不够又错误的。“但这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天真的年轻的裁缝帮工”，恩格斯这样写道：“惊奇于本身才能，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应是个什么样子了。这时他已经俨然是个伟大人物，受那些羡慕其优越的人们所追逐，到处都觉得有人跟他竞争，有人跟他作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