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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者，也是一个西方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俄国传统文化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不仅否定这种文化中的专制主义，而且否定其中的农民民主主义。他认为，村社是俄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民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依靠农民和村社绝不可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发展道路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与俄国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着一致。如果说自由主义希望俄国欧化，那么普列汉诺夫则希望俄国革命运动欧化。从本质上说，分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最高成就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与俄国传统文化不相容的。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包含着与自由主义结盟以对抗俄罗斯专制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倾向，许多民粹派活动家，包括拉甫罗夫和季霍米罗夫，都强烈谴责普列汉诺夫，说他试图瓦解革命力量，已经滚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普列汉诺夫是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也是20 世纪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自己也有一个逻辑的、系统的、冷静的头脑。然而过分强调理论的逻辑力量和长期脱离俄国生活使他忽视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导致他在1903年之后倾向于孟什维克。但在上个世纪80 一90 年代，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理论活动创立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
大争论：自由主义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
19 世纪70 年代以来俄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得关于俄国发展道路和前途的问题重又引起子思想界的关注。继30 一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之后，一场新的大争论在80 年代展开，并在90 年代达到了高潮。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俄国是否应该、是否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俄国的社会矛盾将如何发展和解决？当时已在俄国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对争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直接参加了论战，而且表现为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竭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而一些在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迷恋”上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思潮。
民意党人的活动失败之后，民粹主义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粹派逐渐取代革命民粹派而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理论家包括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科夫、尼·弗·丹尼尔逊等。他们中有些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密切联系，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过贡献，但都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的学说。80—90 年代，他们经常大量地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但又竭力否定马克思学说对俄国的意义。沃龙佐夫甚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沿着独特道路发展的俄国是对马克思的侮辱。
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自由主义民粹派已不再否认其存在，但认为它在俄国是没有根基、没有前途的。沃龙佐夫断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在自己最主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在俄国则是移植和模仿。俄国农民是国家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力，它“不是按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经济的，它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工业、银行和铁路。只要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就不会形成破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且还必须依靠国际市场；而在人为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只有国内市场，因此不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有效生产，只能保持一种剥削制度。沃龙佐夫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在俄国陷入了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导致人民贫困，而人民的贫困又危害这种工业形式的生存。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企图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一切努力都将是枉费心机。沃龙佐夫的上述观点在自由主义民粹派中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其中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某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它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基本上是西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斯蒙第学说的变种，虽然也机械地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和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观点。
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但对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的说法也越来越怀疑，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巩固和发展“人民生产”即农民经济之上。他们说，由于改革后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使人民经营的土地占了全国耕地的9／10；这种“人民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潮流，它能使劳动阶级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使他们获得健康、繁荣生活的种种福利；政府应改变“方针”，把支持和保护的对象从资本主义转到人民生产。
由此，自由主义民粹派放弃了革命民粹派以发动农民起义和进行密谋斗争以推翻现存制度的纲领，主张知识分子停止革命斗争而投入具体的文化工作，并与自由主义结成联盟，促使沙皇政府采取调整地租、改组农业银行等改良措施，以便“复兴人民经济”，改善农民状况。于是，“民粹派同自由派合为一体了”。
如果说革命民粹派看不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那么自由主义民粹派则是对这种存在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们站在既反对农奴制残余，又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幻想永远保存小生产方式。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从上面进行的改革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只图修补这个社会，而不懂得那些诸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农民银行之类的办法只会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站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并在客观上支持了那些受传统束缚最厉害、摆脱农奴制残余最缓慢的资本主义进化方式。当然，自由主义民粹派中还存在着代表农民小生产者利益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们热烈真诚地主张让农民取得尽可能大的份地，尽可能少缴纳赎金，要求让农民在文化、法律和其他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希望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
90年代，俄国工业的高涨使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趋于强烈，而随着工业高涨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经理，以及财政、统计和技术人员等也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基础和动力。同时，日益显示出巨大理论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了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力图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用西欧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来说明俄国的问题。于是，形成了一股“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是尼·伊·季别尔（1844—1888）。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公开出版并引起争论之时，季别尔就对马克思学说的来源和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并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和齐切林等人对马克思的批评。为了科学研究，他曾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在出版于1885年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说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认为可以把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规律应用于俄国实际。这本书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季别尔对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不理解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把马克思的价值论解释为李嘉图理论的“改良”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而且也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之间的内部联系。季别尔虽然承认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另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代替，但他错误地认为，这一更替可以通过合作组织的和平活动和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等途径来实现。
90 年代，以彼·司徒卢威、米·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尼·别尔嘉耶夫等人为著名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步普列汉诺夫之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