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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悲剧否定了这种养老模式。
我们晚年的幸福，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关爱。其实，社会化养老是一种更为先进、更为人道、也更为自主的养老模式。老一代人，用他们的青春为今天的社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后一代人动用社会资源，建立一整套科学而有效的老年保障体系，是一个社会快速发展与和谐运行的重要体现。为了让老年人安全幸福地度过他们的晚年，社会应该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医疗体系、娱乐体系、教育体系、住宿体系、生活用品供应体系、心理咨询体系……使老年这个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走出悲剧的宿命。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6期）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1）
⊙胡传永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中相当多的人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自杀的青苇，被杀的韩桑，失踪的袁芹，疯掉的柏家芸……一个个都是那样的年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乡下女孩要遭受如此厄运？
城市的高楼在不断耸立，经济在不断发展，然而一批农村少女的青春呢？一个庞大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呢？同样是女性的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这篇含泪带血、充满悲愤与深情的真实描述，是否会唤起我们良知的一次苏醒抑或是心灵的一次震颤，从而使我们对这个如今已熟视无睹的群体投以应有的同情与关爱呢？
那天我和莽汉一道去青岛，早上起迟了，赶到合肥火车站时，上午9点的快列已经开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车了。将近10个小时空当，我们百无聊赖地在候车室和广场上两头徘徊。傍晚时分，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我找了块干净的水泥凳坐下，打量着盘桓在周围的男男女女，看他们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猜他们的身份身世何去何从。突然，一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双手先是轻轻地搭在一个坐离我不远的中年男人的肩上。这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看见这双手落下时，见惯不惊地抬头笑笑，然后便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这双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弯里，顿了顿，就无所顾忌地顺着男人肋下摸捏。这时男人开始和她讨价还价。然后这双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领着男人走开了。
是的，这是一双卖淫女的手。一会儿，又有一双农家女的手在广场的另一角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两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拖着两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过来，她赶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问：要不要去那边歇会儿？
答：不要。
问：二位去哪儿？
答：去哪儿关你甚事！
劝：很便宜的，床铺也干净……服务包你满意……
答：滚！
僵持了一会儿，这双手又如那双手一样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这里还没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来，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拉着他的伙伴拖着行李一起走开了。她抬起脸向四周瞟了瞟，我没来得及调过头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冲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妈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转过身去，顺手在自己脸上擦了一把，随后又装成系鞋带的样子，蹲下来，将本来系得好好的鞋带松开了又系上，松开了又系上……系鞋带的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两行泪珠个搭个地滴在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上。
广场上的这两个乡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了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的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带着这些困惑，我从青岛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谁知牵了藤子扯出瓜，走访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一座座看似美丽的村庄已变得人烟稀少，许多农田遭到了荒芜，由于贫穷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们不得不背乡离井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打工以寻求一条新的生路。城市向农民敞开的并不是两扇公正的大门，而是一口须弯了腰碰破头才能挤进去的小洞。在此过程中，农民们被打碎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观念和习惯，同时还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依旧是一直不得不作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会里的乡下女人。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需要贱民（原谅我用了这个不恰当的词）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她们在历尽艰险后又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自杀或他杀或失踪或伤残或堕落……
在一年多的采访调查中，我接触了无数双浸透了太阳和泥土颜色的手，并通过这些手，听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乡下打工妹的故事……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2）
这是一段来自官方的报道：我市农民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据此次调查统计，今年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总人数达102万人。全市188个乡镇和1个办事处3 342个行政村几乎都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有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有的举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抛荒面积已达267万亩，占耕地总量的4％。我们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实际土地抛荒面积比调查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如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37个农户，男女劳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组仅有的107亩耕地全部抛荒……”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报》头版二条登载的一篇题为《对我市农民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作者为六安市市委副书记。这篇调查报告运用了许多由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和通过官方渠道调查得来的一些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市农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况，这是我在报纸上所能读到的能用数据和事例说话的少数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对于农民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者的有关现状和许多问题，没能作到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农民们之所以要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打工成了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并强调：“要继续组织劳务输出，进一步开辟区域外就业天地。”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围绕农民打工特别是外出打工妹的有关问题，我已在乡下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遗憾的是，我所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一月后，我带着既是劳动力过剩为何土地又全部抛荒的疑问和准备重新认识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车，我打着伞沿着新淠河的堤坝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说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应有葱黄绿的意味了。然而，堤坝下的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庄稼地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背背驮驮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丢下了家中的儿女，丢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丢下了地里的庄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后有的携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所挣来的血汗钱血泪钱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有的虽然回来了，灵魂和肉体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残。
坝下出现了一溜农家，有新砌的小楼，也有破旧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养有鸡鸭屋后辟有菜园的三间平房走了进去。“家里有人吗？”“有哇——您来了！请坐。”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手端过板凳，用围裙在板凳上掸了掸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给您泡茶去。”“你该问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您是谁呢？城里人呗！大正月的，上门的都是客，孬问就见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里屋收拾哩，明天我们就要去上海打工了……”